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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鼓励你念大学，还不是为了教育产业的收入，念完了跟民工竞争岗位。别提中专，中专比大学生好找工作。现在经济危机，民工也不好找工作了，大学生该和下岗退休工人竞争了，摆摊。
——匿名人士 发表于 2009-04-09 14:28:13
义乌工商学院上了《实话实说》，贾少华成了明星院长。他的办学理念是“面向市场、面向学生、面向实践”。他提出学校要“校外实习岗位化，专业建设市场化”。于是，这个学校成为了一个淘宝的大卖场，一颗钻可以顶两个学分。贾校长教育他的学生们，毕业之后，你就要面对毫不温情的社会和残酷的人生，如果你不能学会谋生，“毫不温情”和“残酷”就对你格外真实。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流行过一本书，叫《生存手册》，是美国陆战队在野外必备的各种生存技能。封面上的介绍，像极了贾校长的训诫，大概是说“在野外，你要面对残酷的大自然，如果你不能学会生存，死亡将格外的真实”。奇怪的是，这书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每天朝九晚五的人中卖的很好，似乎，对于野外生存技巧的习得，帮助缓解了在社会这座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生存的焦虑。
贾校长的义乌工商学院就这样成为了商业新时代的标杆和典型。“4月里,高校毕业生找工作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而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高校鼓励毕业生通过网络创业实现就业,并提供指导培训的报道也频频见诸媒体。”
紧接着，淘宝联合全国千所高校，不失时机的发起了迷人的“网络就业创业护航行动”，豪迈的号召全国百万找不到工作的学子来淘宝创业。keso在第一时间一砖拍了过去，说淘宝有毒，这是明摆着把大学生往火坑里推。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声讨keso的声音此起彼伏，纷纷跑出来论证“淘宝没毒，阿里巴巴有解药”。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有理有据”的论点吧：
“在美国从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研究生都有创业教育这一正规课程，而且在美国近170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创业学课程，并且形成一套比较科学完善的体系。而国内在这一块还很缺乏，据统计中国在创业教育上的平均水平低于全球创业观察（GEM）统计的平均水平。创业比例不到毕业生总数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占 20%—30%。”（我们跟美国的学校比，除了没有创业教育，更没有人文教育；如果依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我们这点福利水平跟创业水平还是很“般配”的，一个负福利国家（秦晖先生语），竟然还好意思鼓励自己的大学生自谋出路，从头再来。。。）
“再者大学时人生旅途上修身养性的地方，难道这样一做学生的道德性就变丑陋了吗？这太以偏概全了，中国的学生还是有儒家的特性的，还是有道德的修养的，作为 80后的一员，我们看到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钓鱼岛等等问题上的表现，显示了鸟巢一代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性的伟大。”
（这条我就不评价了……）
“而且大学生现在缺乏经验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缺乏，大学生有愈挫愈勇的精神，谈恋爱就是例证！大学生有激情，可能有人会说“激情不等于能力”，但请记住，激情不是永远的，错过了人生的季节，就不会再回来了。激情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显得特别明显。”
（我就想说，草泥马，当年就利用“激情”鼓励我们爹娘上山下乡！）
“黄连是苦，但是对于对市场竞争缺乏充分认知和准备的孱弱的大学生群体来说，这是他们在一个阶段里值得尝试的一剂良药。”
（我继续说，草泥马，当年就利用“缺乏竞争意识”让我们爹娘下岗再就业！）
从小到大，我们在这样一种教育中长大——“知识改变命运”，爹妈含辛茹苦的供我们上学，在我们对那些公式毫无兴趣，想要发展一点自己的趣味时，爹娘苦口婆心的说，“娃啊，知道爹娘为什么下岗么，就是因为没知识没学历啊，你将来可不能像爹娘一样啊。等我们毕业找不到工作时，社会又告诉我们，大学生是“对市场竞争缺乏充分认知和准备的孱弱的群体”，大学生学的都是无用的知识。必须进入社会这所大学去从头再来。
哈哈，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两代人竟然因为“没有知识”和“有知识”而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从头再来。毕业再创业，像极了下岗再就业。不知不觉间，我们和自己下岗的父辈成为了竞争者，他们下岗后辛苦摆摊供我们上学，我们毕业后在网上摆摊抢他们饭碗。
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让我不得不大声赞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穿透力：如果说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场庞大的交响音乐会，学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成音乐会上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通过接受教育，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得无产阶级把自己被剥削的阶级地位置于一种合理的想象当中。
长平，一个有良心的媒体人，在《我的二十四城记》中提到，多年前他接受报社的任务，要采访下岗再就业的典型，结果他不仅采访了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还有一个一位叫郭喜爱的普通下岗女工：
“她的脸上不像女企业家那样神采飞扬，但也没有更多的怨尤，有的只是一种坚韧，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当时的媒体狂批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在多年前被称赞为“钉子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终身相许的心理。她才是大多数下岗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以为也有一辈子的高福利，一夜之间啥都没了，社会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
长平提到了历史的公平，“那些把青春裹在蓝色的工装里，祭献给了伟大祖国的下岗工人，我们不能抛弃了他们之后，还要羞辱他们。”
把大学生和下岗职工联系到一起的，并不是我，正是我们这位英雄的贾校长：
“我们的高等教育有病，不仅有病，还有罪，什么高素质，最后培养的都是下岗人”。
的确，贾校长培养出的那些腰缠万贯的学生老板们，是毕业再创业的典型。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成功的背后，他们所在的城市——义乌，是全中国最为市场化的城市之一。这座小城中，有60％的人拥有工商营业执照。义乌国际商贸城内有超过3万家店铺，如果每家转上一分钟，一天8小时不停逛，得用两个月时间才能看完……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在淘宝开店的大学生背后都有这样的条件，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全国每一个城市都变成义乌。我看到，更多的学生会像郭喜爱一样，在淘宝这个价格绞肉机中，献祭自己的青春。从上山下乡，到下岗再就业，再到百万大学生开网店创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这样在碾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而在这套话语中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赵宝刚恬不知耻地说，不同于《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之所以热映，是因为他反映了80后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他们在为自己的青春做主。而任何一个不脑残的80后都知道，如果真的有那样真实的人生，那也只是一小撮80后，而不是一个面临找不到工作要在淘宝开店的“百万大学生一份子”的生活。那只是生者胡斌的生活，而不是逝者谭卓的生活。
但是我们就是不争气的爱看，因为一种意识形态在那背后运行着，裹挟着我们。我们永远也没法为自己的青春做主。所以，有人说，既然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结构和逻辑，那交会这些大学生在这样一个丛林社会中生存所需的技能，未尝不是一种“人道”。呜呼，既然不能反抗，那就躺下来配合？这种悲哀的人道，究竟人道在哪里呢？
这种“人道”，让我眼前浮现出了《三峡好人》的片尾：随着韩三明和工友们的离去，去山西煤矿干那份“下去了就不一定上的来”的活，一个走钢索的人出现在奉节的上空。我看到了百万大学生手里拿着他们的鼠标，走在由网线连起的一条条通往全中国各处钢索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激情”和“青春”……
也许，贾校长可以教会所有大学生那套高超的走索技巧，但是，在那条承载青春的钢索下面，依旧是一道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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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网络的技术隐喻 - [IT]
2009-03-10
对于blogger们来说，社会性网络的推广和理论阐发，与其说是一个研究命题，不如说是一种“新媒介素养教育”。通过这种“技术启蒙”，互联网公司无形中扮演了颠覆传统媒体及其背后权力结构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角色显得更加突兀和具有“革命性”。
周曙光在单向街演讲时，我问了一个问题：keso认为，当一个人总是出现在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并进行报道时，这个人就不再是“公民记者”，而必然是一个“职业记者”，所谓公民记者指的是那些恰好处于历史第一现场并进行记录和报道的“偶然的公民”，对此你怎么看？ 周很坦然的说，他承认自己就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职业记者，但他所做的一切的意义在于教会公民怎样成为记者，希望通过他的报道和对技术的推广培养出那些真正的公民记者，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
然而，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信息制造、发放和接收的 social network 时，这种丰裕状态是否真的重组了话语的生产，抑或是把人更进一步的卷入了一种互联的、作为“话语”的符号控制体系当中？
一个关于社会性网络的PPT from isaac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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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象走出卧室后——评《众声喧哗》 - [IT]
2009-02-17
原载《新京报》2009年2月14日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spzk/2009/02-14/008@015318.htm
（新京报大概使用了原文的二分之一，以下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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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让网络批评成为一种可能
认识胡泳老师，始于去年秋天一门叫做“新媒体与社会”的选修课。彼时，《众生喧哗》才刚刚付梓，胡泳还没有正式调入我们学院，只是作为一名外请老师试讲一学期的课程。
选课表上这样一个“前卫”的课程名称，在当时自觉“前卫”的我看来，着实不是哪个处在书斋中的中国学者能讲得清楚的，于是怀着几分好奇和不屑选下了此课。
第一堂课后，不屑迅速转变成仰止和兴奋！从cyberjournalist.com对印度洋海啸的blog聚合讲起，到twitter“历史 第一稿”的意义，引出Dan Gillmor的《we the media》中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的提出……就这样，胡泳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开阔的新媒体长卷，让我发现自己此前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是如此的“山寨” ——从奥威尔的《1984》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从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之别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敬惜字纸”，从水平组织企业到云端服务，从社会资 本到维基经济学——不夸张地说，就像十年前他译介《数字化生存》对于国人网络观念的启蒙一样，胡泳的这门课无疑也成了对于我的一种启蒙，他把自己对于网络 的思考分享给我，教会了我如何跳出学科的桎梏去思考网络。
如今阅读《众声喧哗》，带给我的正是与去年的那门课一脉相承的体验。全书主要目的是探讨两个相连的命题：一是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 可能，二是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然而本书的前半部本却用大量的篇幅着力梳理和探讨了人类延续千年的“公私之辩”，从阿伦特的人类行动，到黑格尔和葛兰 西的市民社会观，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思想概念史被抽丝剥茧，逐步展开。
在胡泳看来，在网络批评成为一种可能之前，“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否则，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变化且与商业息息相关的领域，探讨 将很难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就像宣扬启蒙精神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启蒙一样，对于当今概念歧义丛生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此种深 沉和谨慎正是本书的品质。
全书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运行，在接下来的部分先是界定和梳理了技术视野下的网络“共有媒体”，接着从现代人的交往和心理特征去观察共有媒体 下的个人表达和隐私，进而才切入了核心命题：共有媒体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可能和公私边界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学科的概念和理论被引入、解释——场所的 时空脱域、奇观和观看、陌生人和认同、公共人格的衰落、印象管理、回声室效应……西美尔，本雅明，吉登斯，桑内特，福柯……众多的真知灼见和杰出名字闪烁 在字里行间，开启了一条跨学科的、同现代性批判相联通的思考路径。
在全书最令人兴奋的最后一章——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胡泳直面“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这一命题。面对“网络在中国同时 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这一两难困境，胡泳强调即要警惕对于网络民意的过分热情和盲目赞美，又要肯定互联网对于中国“生长中的市民社会”的价 值。无疑，网络的解放性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对话和博弈的主要场所。
不同于一个局部盖棺定论的实证性研究，《众声喧哗》更像是跨入一个边界模糊且变动不居领域的指南和地图。相较于给出唯一的答案，帮助提出好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才是本书更重要的诉求，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共有媒体是为群体极化和政治冷漠提供了碎片化的空间，还是会成为政治慎议的有效工具？
共有媒体中的表达是否会会被国家和市场侵入，变成意识形态和关系管理的主战场？
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中国人的网络讨论是会培育出民主的文化精神，还是会催生出新的“网络暴民”人格？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思考，胡泳的《众声喧哗》始终是乐观的，他一直警惕着，避免让自己的思考掉入怀疑一切的陷阱，而始终保持了当年对于“数字化 生存”的理想主义期望。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试图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寻找到艺术的解放性力量一样，网络批评试图在批判中拨开树丛，找到通往美好未来的小径。 对于这条小径，至少有两点是胡泳坚定的：
一，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对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具有优越性；
二，中国普通公民发出声音，抵制信息垄断，互联网可能成为唯一的出口。
然而，网络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就必然要与批评的对象保持着距离。十年前，当国人还不知道网络为何物时，胡泳译介《数字化生存》，在《三联生活 周刊》上开设新经济专栏，逢人必谈数字化，被人称作“胡数字”；十年后的今天，网络如空气一样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胡泳却写出《众声喧哗》，回到学校里做 教书匠，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理性地观察和思考，“试图谈论有关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问题”。
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伟大著作《历史研究》中写到：“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
十多年前，网络对于中学时代的我而言还是跟“黑客”有关的科幻素材。2000年前后，我和几个同学从那个北方小城市的第一间网吧里接入网易聊 天室，同学们每天攀比从聊天室网友那里寄来的信件和照片，为痞子蔡和轻舞飞扬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痛哭流涕……十年后的今天，2008年11月1日网易正式关 闭其聊天室服务。羞涩的聊天室随着一代人的记忆远去，SNS却开始进入2.5亿中国网民的生活：qq已经拥有了4亿个账号，51.com号称拥有1.3亿 注册用户，成立三周年的xiaonei.com也超过了4000万个真人用户。
创新扩散理论表明，当一个应用超过总人口数的10%这一临界点后，增长的曲线将变得陡峭，中国用十年走完了网民数从0到2.5亿，接下来将在 两到三年内很快达到5亿，网民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将吻合于中国总人口特征的分布。这意味着儿童、中老年人、农民等这些过去远离网络的人群将进入赛博空间，开 始发出他们的声音……
在后记中，胡泳写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他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
发现这只大象，正是网络批评所应站立的位置，这是《众声喧哗》的结尾，却是一个崭新领域的开端。 -
由豆瓣为什么没有使用偏好设置说开去 - [IT]
2008-12-11
有感于近期豆瓣改版，另有友邻提出是否可以提供使用偏好设置，可以把自己的start page设为友邻。
记得以前麦田曾经说过，豆瓣SNS化是走了弯路绕了远，应该直接切入电子商务，我可能也要谈一下这个。
1，对于一个纯工具性的网络产品，完备的使用偏好设置，可以给用户带来个人定制化的良好体验。比如google的一系列产品，最典型的就是igoogle的思路。还有google reader对start page的设置功能。其理念很明确：“在最短的时间得到你想要的，尽快离去，而不是想办法黏住你”。但是其结果却是高黏性——好用，所以常用。
2，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少有想着做纯工具的，而是在设计中总想引导用户的使用。因为用户是宝，特别是很难靠广告盈利的2.0应用，盈利的全部算盘就在怎么引导用户上了。说白了，我们舍不得让用户尽快来，尽快走。这个背后的逻辑显然是把用户当资本，而不是像google那样，做免费工具，然后把用户产生的信息和行为当资本。
3，做工具要有强大的技术做后盾，我们没有；要有把互联网当成工具性使用的用户，我们没有（中国互联网主要还是用来娱乐）；要有一个做百年基业的心态，我们没有；
4，豆瓣从起步开始，这些似乎是有了：技术上，以数据挖掘为基础的推荐系统；用户上，是中国互联网绝对的高端用户群；心态上，是业界公认的好。所以，豆瓣觉得自己像google，大家也这么认为，用户也更多的把豆瓣看做一个好用的工具。
5，梦想终究要照进现实，并不是因为梦想不坚定，而是因为现实太强大。技术上，的确是有差距；用户上，虽然人口特征高端，但行为还是那样，真正把豆瓣当工具用的没多少，为那么少的一点人做产品，性价比太差；心态上，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豆瓣在变，但无可非议，当今之中国，谁还能找到坚定的东西？
6，首页频繁改版，正是因为引导用户的需求变得迫切，更多的“感兴趣的东西”，必然把用户更多的导向条目，弱化了SNS事件墙。从强化SNS，到弱化SNS，豆瓣似乎真的转了个圈，想要专注于自己的定位——“发现感兴趣的未知事物”，是不是因为像麦田所说的，看清了将来电子商务的王道？这个只是我的臆想。
7，然而，用户已经塑造了豆瓣，引导性的首页必然只对一部分人有用。豆瓣的用户是分裂的，有的只上小组，有的只看书影音评论，有的只看友邻的推荐……每一个用户心中，都把豆瓣当做不同的东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i-douban ,为什么不让用户直接去看他们想看的东西，然后尽快离开呢？因为，要整合用户，引导用户，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将来的盈利模式。
8，豆瓣是中国互联网现实环境和理想主义杂交出来的混血儿，任何的药方和评判都难免简单粗暴。豆瓣身上基本上具备了web2.0潮流中所有概念的可能性：数据库营销，SNS，电子商务，UGC，口碑传播，活动营销，精准广告，数字音乐，公共空间和媒体产品……这样多的可能性摆在眼前，难免扑朔迷离了。可能性越多，说明产品的定位越不明确。在这个时候，选择变得极端重要，专注一点，才能拨云见日把。
一点拙见，想了就说出来，因为真理不是来源于某一个人和某一条信息，而是在与协作和互动中。 -
也谈豆瓣的不可替代性 - [IT]
2008-11-16
胡说web2.0的豆瓣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什么是豆瓣的不可替代性，他认为：
“经过三年多的自然生长，豆瓣已经度过了网友资源的原始积累阶段，伟大的网友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字，当然现在还有图 片。很多人甚至认为豆瓣是超级强大的收藏工 具，无论是书影音还是小组活动，都是被收藏的对象，这是豆瓣值得思考 的。我认为豆瓣的价值便在于“资源库”和“工具”两方面。
虽然豆瓣的发展方向并不是“资源库”和“收藏工具”，但建议豆瓣能把这两方面做透了先，我相信这两方面是豆瓣屹立 不倒的两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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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和我近来的思考几乎是重合的，：豆瓣从UGC起家，在物的关系中建立人的SNS网络，在这两点上一定会有一个前后的顺序，UGC在先，SNS在后，这是豆瓣不同于其他SNS网站的最独特之处。
具体说来，豆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关于物的SNS，而不是一个关于身份的SNS。 人和人之间是以占有的items（书，影，音）、观点（评论，小组发言，回帖，blog）和行为（同城，还有暂时搁浅的“我去”）来获得连接的， 而这种连接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完全是用户自组织的产物，这也是小组火爆的原因。豆瓣创建之初，叫做“豆瓣评论”（这个名字如今还挂在豆瓣的blog 上），广告语是“找到谁和你看同一本书”，这两个强调的都是从信息和物的出发去找人。
上面那篇文章中也同时提到了，对于“收藏”这个工具性，并没有得到一个的设计。我认同这一点，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豆瓣的一大特色是小组，而用户对于小组的加入，其实是跟书影音的收藏类似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用户加入一个小组并不代表会参与这个小组的讨论，而是代表了他收藏了这个小组展示的兴趣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用户加入了数不清的小组，而真正参与讨论的小组却很少。那些千奇百怪的小组实际上就像书影音item一样具有一些结构性的可供收藏的属性，而小组内的发言正像书影音下面的评论一样。而且，小组火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火的是头部极少数的一些小组，用麦田的话说是一个“比二八陡峭的多的分布”。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大多数小组“收藏性”的属性，更重要的是，在小组这个功能的设计上，并没有引导用户有效的参与到其加入的小组讨论中去。对于参与了数十个小组的用户，很多小组的更新频率是很低的，应该把这些更新率低，成员少的小组的最新话题有效的展示出来，以提醒用户在第一时间参与反馈的可能。现在得到的只是一个让人没有任何点击欲望的事件墙，而且最新的更新永远是“我爱冷笑话”或“我震惊了”等几个强势小组。
二，一条评论如果在发表时不能到达该条目的首页（首页已经被先发评论占据），将基本失去获得反馈的可能性。这个评论的先发优势使得条目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的中心化，首页上的评论永远是最普世的，而不是最有趣的。这个在算法上一定是可以弥补的，随不能做到完美，但可以通过rank一类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改善，比如优先显示你好友的评论或跟你兴趣最相似的人的评论 等等。
三，广场的问题，四个广场证明是不成功的，但广场的思路不应该放弃，一个可行的尝试是，是否可由用户来生成广场，就像创建小组一样，在全站用户中，必然存在各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和沉默的大多数，而意见领袖愿意有更多的活动也愿意聚集更多的用户，用户入住相应的广场后可以以相应的兴趣向广场推荐内容，广场作为一个高级应用面向的必然是高级用户，易用性可以滞后考虑。所以四个广场太少，原来九点的六个频道也太少，碎片化是后都市社会的现实文化特征，所以作为模拟的广场应该有更多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尽管，豆瓣未来的方向不是一个工具，但作为工具的基本属性不应该落后。这就像架高自己的天花板一样，虽然主要的目标用户也许触不到天花板，但对于高级用户，不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无法伸展，毕竟用户是在越来越成熟的，用户的身高一定是在生长的。豆瓣既然像google，就应该有这个信念。
去往平静之地
25 years old，standing at the edge of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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