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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对于“身体”的争夺战——邵真（Shao Zhen）与Brent Tax对谈网瘾之争 - [评论]
2009-10-13
（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社會與傳播學刊》2009年第3季，原文为英文，访问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被访者是一名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的研究者。翻译and录入，逆转录猴子）
Shao Zhen（以下简称SZ）：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观察，最近学刊讨论的重点一直围绕“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这个概念展开，关于“网瘾”的讨论在媒体上的引爆，如果从媒介事件的角度切入，我注意到它的引爆始于杨永信的网瘾戒除学校和他的电击疗法，对此你怎么看？
Brent Tax（以下简称BT）：媒介事件总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因为公共话语的议程设置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想这个观点的分享是我们对谈的前提。我喜欢考察这种选择背后究竟启动了哪些社会心理，进而是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每天发生着无数神奇的事情，比电击疗法更加离奇的东西比比皆是，那杨和他的电击疗法却脱颖而出，走到前台就显得非常具有症候性。不难看出，这个症候点就是“网络”。
做一个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从事网瘾戒除这项生意的众多行走学校，励志学校其实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民间教育范畴，就是用来收治所谓问题青少年的教育机构。我把他们叫做惩戒性教育机构。网瘾治疗不过是这类机构近几年新兴起的一项快速增长的业务范畴。这类学校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惩戒教育为主，不管是行走，打骂，还是电击，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对身体的惩戒来完成对所谓问题少年的改造。你在网上随便一搜索就会发现，这类学校中打死学生和学生自杀这类的新闻屡见不鲜，电击疗法在这里面来说，真的是不算什么“事件”了。你发现，在那些打死人和自杀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跟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议题来自于网络有关，而网络当然最关注跟自己相关的议题。
所以你认为杨永信的成名是因为“戒网隐”这个东西启动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症候，那这个症候是什么呢？
BT：我想引用处在这一论战漩涡中心的当事人的原话，可以最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大陆的一个知名博客和菜头在他的博文中说：“这就为针对网络世界的打压提供了医学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烧死麻风病人一样，把网络上的异类从生活中驱逐出去。”
如果你熟悉近二年来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主要公共议题，你就会发现，关于互联网管制的争论在逐步放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永信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适合对其进行“妖魔化”的素材，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需要“妖魔化”，他本身就已经足够妖魔了。因此，一个“以对方的非正义来证明自身的正义”的话语结构就启动了，也就是说，电击戒除网瘾是荒谬的残忍的当然是错误的，那么，对网瘾的界定就是荒谬的，对网络世界的打压和管制就是站不住脚的，剥夺孩子上网的权利也是不应该的，网络的正义性就想当然的得到了维护。但问题在于，这一话语结构中存在一个重大的裂隙，即治疗网瘾之恶是否就能直接推倒出网瘾之不存在，网络之善。实际上，这个真正应该被讨论的问题，被公共话语的参与者绕过去了。
SZ：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被绕过去的话题，我注意到自由派也举出了一些网瘾不是一种瘾的证据，比如一个人同样的上网行为，在西方根本就不会被视为有问题，而中国的父母就会过度紧张。
BT：这里面实际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西方比较的问题，另一个是将网瘾视为一种社会症候来阅读。
先说第一个，用西方的当下的好来比较中国的当下的不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批评时常用的一种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批评已经有很多，不是我们对谈得重点，暂且不提。我们先假设网瘾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是否存在中国的成瘾问题就比西方国家严重，自由派是不承认的。而事实上，网络作为一项新技术，当他降落在不同的社会结构环境中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而这种效应的原因通常不是技术本身，而要到这个具体的社会中去找寻。对于中国而言，我的朋友白川将中国互联网网瘾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就提到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缺少兄弟姐妹，基础教育以升学为纲，社区娱乐设施又稀缺，而相对来说价格较低，娱乐功能又强大的网络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至于成瘾，我想引用一些被人文知识分子向来忽视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成瘾研究早就发现，对于酒精毒品等的成瘾，跟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精神状态烦闷，焦虑，失望等等负面情绪的人更容易成瘾。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酒鬼实际上都是失意者，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网络成瘾问题，是否也与中国年轻人一代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中独特的精神状态有关，我不敢下断言，至少网瘾背后的这些社会症候的考察，被我们忽视了。
由此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网瘾如果不是一种瘾，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不能像西方的父母那样容忍孩子上网，甚至喜欢在网上看小说都不行。自由派强调这是中国父母畸形的教育心理所致，没有任何国家的父母对于孩子像中国父母这样怀有如此强烈的期待。问题的解决，似乎只在于父母和社会转变错误的教育态度就行，似乎这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而我想要问的是，这种畸形心态传递出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种望子成龙的观念并不是源自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某种“劣根性”。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放牛娃的故事：问他放牛为了啥，放牛娃说为了盖房子，盖了房子为了啥，为了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娃，生了娃继续放牛。这个故事所讲述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反思运动所攻击的标靶之一，被标记为“没有进取心”。而望子成龙，是很晚近的一种社会心理，恰恰是一个启蒙主义带来的现代观念，同这个观念一起进来的，还有市场经济，还有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那么，望子成龙这一观念显影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现代意识，而更是一种被动卷入市场社会后，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焦虑感，更是对于快速阶级分化的中国社会中，一种阶级流动可能性的渴望。
那么，当下中国，在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运行的社会中，自由派（通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要求中国那些已经基本丧失社会流动可能性的中年父母们放弃把自己的孩子操练成成一个“相对有竞争力”的主体，放任自流，任其个性发展，安于其“放牛娃”的位置“继续放牛”，并把这当成了对主体的尊重。那这种逻辑，不仅仅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更是冷酷和残忍的。仅仅把中国的父母当做这种历史之恶的唯一承担者，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建构。畸形教育观念的源头，其实是畸形的社会。
更有意思的，说那些痛恨网络的父母是愚蠢的，难道他们真的如此愚昧么，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符号意义上的电脑和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能指，明确的指向了信息、知识、技术和权力的耦合。想当年中国网络接入服务的先驱者瀛海威时空在其网点打出的广告语是：中国离信息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而言，电脑和英语并驾齐驱，早就成了参与分享现代化成果所必须跨越的技能门槛。媒体建构的现实明确的告诉你，你不学会电脑和英语，就一定会被劳动力市场抛弃，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下，其实出现的是中国家庭对电脑和网络的热情拥抱。去商场里看看那些众多品牌的学生机、家庭机促销方案和广告语，你就会明白电脑这个奢侈消费品当初是在怎样的心理驱动下进入中国现代核心家庭的。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网吧的最早雏形都是一些挂着电脑培训学校之名的机房，父母们纷纷以不菲的学费把孩子送到这里，尽管他们也并不明白自己的孩子学习的那些dos命令和basic语言具体是干什么的。而一个进入大学的孩子，在向家庭提出需要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使用的理由也是惊人的一致：为了学习，不得不买。在这样的宣称下，作为更加奢侈消费品的笔记本电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中国大学校园迅速普及。这个巨大的市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脑和网络创造的这一“社会意识”就像一个席卷一切的漩涡，中国家庭被毫无保留的裹挟进入这个生产——消费进程中。
有趣之处就在于，对于孩子而言，电脑和网络接入，发生了一个能指的漂移，从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滑向了廉价娱乐、游戏和在线交友的花花世界。想当年中国网络接入服务的先驱者瀛海威时空在其网点打出的广告语是：中国离信息社会还有多远。而现今随便一个大城市的网吧的门面充斥的却是网游和点卡的促销广告。因此当父母发现网络对于子女的意义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时，从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抱到倒行逆施的仇恨的转变就显得非常逻辑了。如果仅仅用一个愚蠢来解释这种心理，我想是极其傲慢和不负责任的。
SZ：我注意到你刚才把网瘾戒除叫做一项“生意”？而销售电脑和网络也是一项生意，提供网络内容服务当然也是生意。我的理解，是不是资本逻辑成为你观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参数？
BT：正是这样。从这就带出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网瘾戒除，跟网络游戏产业一样，不过是信息消费经济这个巨大产业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罢了，网瘾戒除之恶恰恰就是这一条产业链条之恶的显影。
很显然，媒体的报道早就揭示了这个事实，网瘾戒除已经成了一个了上百亿的“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一定是依靠资本逻辑运转的，那些学校挂靠的政府部门和医院科研单位，不过是这个资本逻辑下权力寻租的结果。资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这才是值得我们挖掘的事实。通过上面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和家庭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的看出，网瘾戒除产业其实就是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这一逻辑下的自然产物，哪里有民间教育可能进入的市场，哪里就有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大小和变化，正是中国社会现实重要的症候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近年来出国、高考、考研培训和市场的火爆，相对于职业技术类学校的萎缩你就能看出来社会资本在向哪里转移，社会现实是如何展开。比如火爆的考研市场背后一定是显影了不断膨胀的考研大军和劳动力学历市场的变化。而一个急速膨胀的，以达到百亿规模的网瘾戒除市场的出现，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竟然不承认这背后真的存在一个丧失学习能力的问题青少年群体，这无异于是在嘲笑这百亿的资本走错了地方。自由派，一个最懂得资本逻辑的群体，却得到了如此荒谬的结论，这与其说是失明，不如说是主动闭上了眼睛。
更进一步的说，抛开民间教育这一谱系，来看网瘾戒除产业自身，这一产业的膨胀和网络游戏产业的膨胀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版本罢了，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终于找到了从用户手里挣钱的方式，那就是网络游戏，而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好的土地，就是中国。所以，我想那些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如此庞大的网瘾戒除产业这个问题的人，需要同时再问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如此庞大且高速增长的网络游戏产业。有趣的是，当这两个问题同时被问出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被回答了。因此，网瘾戒除和网络游戏其实就是寄生和宿主的关系，网瘾戒除这百亿产业的寄生兽背后是千亿产业的网络游戏母体！
说的过分一些，那些经营网络游戏敛财的it精英们，和用电击敛财的杨永信们，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在我看来，网瘾戒除之恶的出现成为了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症候点，显影了在当下中国，福柯意义上的对于“身体”的激烈争夺。一方是处在巨大社会流动焦虑中的家庭，他们想将自己的下一代打造成现代意义上的生产身体，也就是具有某种规制能力的竞争身体，成功的完成社会流动，占据那个“在上班时间用电脑创造财富”的社会阶层的位置。另一方是已经占据了这个位置的资本，资本逻辑希望直接打造出后现代的消费身体，正如周黎明先生所言：
“两千万青年（我估计实际因网瘾而废者应远低于此）遵循达尔文理论，将自己驱逐出无情的竞争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很可能是，头脑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这个成千上百万的群体若最终变成整天打网游、看肥皂剧的宅男宅女啃老族，无情地说，于社会无害有益——他们出让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占有更少的社会资源，不妨碍社会治安；他们变成孤独的消费者，为社会贡献了一份清净。如果给他们一个宗教或哲理的名头，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羡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们的父母。”
杨永信用作为现代社会装置的精神病电击治疗作用于网瘾者的身体，正说明了这场对于身体的争夺已经达到了何等直接和惨烈的地步。身体作为权力之间交战的场域，成为了一切“政治——生命体验”沉积的场所。
SZ：这种对于身体的争夺，就是你所说的再公共话语空间被绕过的议题么？
BT：这是这样。还是那句话，网瘾戒除之恶恰恰是市场之恶，也是政府的不作为之恶，更是政府与市场的合谋之恶。是中国基础教育产业化之恶，也是社会结构趋于固化之恶。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派的寸土必争导致失语，使得我们缺少作为替代性讨论的公共话语。因此围绕网瘾治疗引发的讨论，不再仅仅是媒介事件，而是成了信息政治，是舆论战争。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种“你错因此我对”的冷战逻辑思维定势，就不能尝试进入一些更重要社会议题的分享，那最终受其害的必然是那千千万万的家庭。
左派的“蛮横”使得他们已然失去了进入公共话语的能力，而掌握了公共话语的自由派及其所代表的阶层，如果不能对其他阶层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只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者自居，那这个国家未来的立足之处在哪呢？我呼唤一些可以加深不同人群之间相互理解的观察和话语，我们需要的不是“裸奔五年”这样耸动的标题和拐弯抹角的隐喻，而是真正切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勇气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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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Narcissus - [评论]
2009-10-10
前几天，戴爷在课上说了一个被王尔德改写的过的Narcissus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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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俊的少年,每天都到一个湖边欣赏自己的美貌.他对自己的容颜如此痴迷,以至于某一天掉进湖中而溺水身亡.在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花,人们把他叫做水仙花.
然而奥斯卡 王尔德不是这样结束这个故事的。
他写道，水仙少年死后，山林女神们来到湖边，发现他由一个淡水湖变成了含有咸味泪水的水潭。
“你为什么哭呢？”山林女神们问道。
“我为水仙少年而哭。”湖回答道。
“啊，我们对你为水仙少年而哭并不感到惊讶，”山林女神们说道，“说到底，尽管我们所有女神总在森林里跟在他的后面奔跑，但唯有你有机会从近处观看她的美貌。”
水仙少年长得美吗？”湖问道.
“有谁比你更清楚这一点呢？”山里女神们惊讶的回答道。“他每天都趴在你的边沿欣赏自己的美貌。”
湖沉静了片刻，最终说道：
“我是为水仙少年而哭，但我从未注意到他长得很美。”
“我为水仙少年而哭，因为每次他趴在我的边沿时，我都能从他的眼睛深处看到映出来的我自己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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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的这个故事，把自恋推到了极致，似乎这成了我们生而为人永难超越的一道铁壁，上面刻写着两个扭曲的文字——矫情。
戴爷最后说道，尽管如此，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定是试图超越自恋，去找寻“真正”的他恋。
生活应该亦是如此吧，
不管能否寻到，只要走在这条路上，便是一种归宿了吧。 -
up，一个关于房子的寓言 - [评论]
2009-08-28
首先说，皮克斯的点穴神功已经练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开场那个号称“电影史上最温情四分半”的蒙太奇，基本上就让所有人中招了。这种强大在于，尽管你走出电影院时知道，妈的，怎么这么轻易，这“爆米花泪水”来的也太廉价了吧。是吧，尽管你知道，可你抵挡不住那个影像，他一下就点中了现代人的命门。
四分钟，年华老去。
下面擦干眼泪，仔细的扯一下。
1，屋子
屋子堡垒或者城堡，作为封闭心灵的隐喻，在《哈尔的移动城堡》那里就被人提起，有趣的是，本片的几个镜头颇让我看到了哈的影子。飞行的屋子，这个立刻让我想到了《绿野仙踪》里面的那个被龙卷风卷走的桃乐丝的房子。上网搜到一个pixar的访谈，果然验证了我的判断：
“导演道科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飞屋环游记》的制作历时5年，他参考了不少经典的动画片，如宫崎骏动画、青蛙卡米特布偶秀、迪士尼动画片《小飞象》《小飞侠》以及《绿野仙踪》等等。”
房子，作为现代人的记忆和情感空间，与其说是个住所，不如说是个容器。所以，不论是尼莫船长的鹦鹉螺号，哈尔的移动城，还是卡尔的飞屋，都指向了主人对于封闭于其中的某种东西的固守。而封闭心灵的另一个面向则毫无疑问的指向孤独，是对外部世界的拒绝与排斥，更是对外部力量会穿透甚至损毁这个记忆空间的恐惧感。你可以说这是现代人的社会病，但那背后的基础却是人这种动物对安全感的永恒渴望。
当然，相比于移动城，本片只是讲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多的故事，这里没有宫崎骏老爷子那么纠结，而是一个经典的好莱坞叙事。说白了，飞屋这个容器，装着的就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艾丽。如此简单，如此单纯。
然而，最简单的就是最致命的，这就是皮克斯的哲学。
有意思的是，关于封闭心灵的寓言无不以这个封闭空间的崩塌作为结局，尼莫的潜水艇，哈尔的移动城，甚至说远一点007大哥炸毁的那系列各种“城”，都可以看做这一叙事的脉络。在现代经典叙事里，似乎一个属于某人的封闭小世界及其中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对“正常”的秩序和人类情感产生某种伤害，那里面的主人也“一定以及必须”是“不正常的怪物”。因此，我们需要穿透它，捣毁它和告别它，以达到主人公与正常世界的和解，或者反过来，被消灭。作为这一叙事的回声和反叙事，则是我们熟知的对于“正常普世世界”消灭小世界空间的控诉和悲情动员，比如风之谷被工业帝国的入侵和破坏。说的更远一点就到了《三峡好人》，有意思的是，好人里贾樟柯大爷也让一个房子不房子火箭不火箭的东西飞了起来……
那么，在飞屋中，我们毫无例外的看到了关于封闭心灵寓言的余孽。从影片一开始，钉子户那个镜头再明确不过的传递了一种入侵与固守的关系，飞屋的起飞当然是一次小世界的想象性逃离，飞屋在整个历险过程中不断的被损毁，可以看做外部世界对封闭心灵的不断入侵和穿透，而最后卡尔从对抗到和解的转变，则通过他对飞屋的主动破环和抛弃来完成。而小男孩作为正常世界品质的代表，完成了这个感化和协商的过程。
不过，up的温情和完满在于，故事虽简单，情感虽纯粹，但这个封闭心灵的崩塌却不暴力，可以说，卡尔即走出了飞屋，又保留了飞屋，飞屋坠落，最终却落在了它原本想要去向的彩虹瀑布（当时我就在想最后飞屋如果落在那 这个故事就完满了，果然）。卡尔通过艾丽留在冒险书中的stuff i am going to do 找到了逃离飞屋的理由，而飞屋却在观众的3D眼睛里重建在彩虹之畔，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
（下面晚上接着写）
2，飞行、冒险、与20世纪
抛掉爱情这条线，up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飞行和冒险的烂套，更进一步的说是《失落的世界》的一个重述。
飞行和冒险，相互构连，这其实是20世纪的发明，从《气球上的五星期》开始，热气球，飞艇，飞机，各种飞行器是那个时代工业文明的标签。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症候，用能够挣脱地心引力的交通工具到达未知的失落的世界，找寻未知的文化和和物种，然后给世界按照进化的逻辑排序，证明西方的先进性和非西方的原始性。这是早期人类学和博物馆建造的逻辑，或者说话语。在up里，这套东西被结晶成那个冒险家明星。
玩过《大航海时代》系列的人对这套话语肯定谙熟，那些激动人心的发现物和冒险情结一直是大航海系列的招牌，可以说对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重新讲述，其实也是20世纪的发明，“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段历史的主部。
另一面，涉及到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神秘地方的他者建构，这个他者既是恐惧对象，又是欲望对象。这里就不展开了，这样看来，失落世界的彩虹之畔也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发明。在这里引用汪晖的一段东西：
“萨义德曾以伊斯兰研究为中心分析过欧洲的东方学，他把这种学问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 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 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
具体到up，南美洲的彩虹之畔在卡尔和艾丽为化身的美国中产眼中，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净土，是属于梦中的土地，是一生为之奋斗和逃离的目的地。然而，在现实中，这个Dreamland却实打实的是不可到达的，它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想象中，就像楚门想要逃离桃园岛到达的斐济一样。这种不可到达就在于那个存钱罐的隐喻，那是中产生活无法超越的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铁笼。
从这里出发，up只所以不仅仅给孩子看的动画，就在于他在造梦之前，先用4分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一生”把现实吧唧一下掴到你脸上，而这种无奈和悲剧性，绝对只是“某阶级成年人”的情感结构。
3，父与子，老人，金融危机
up中耦叙事的剩余部分，我们还看到了父与子的精神分析式的寓言，无父的孩子，和无子的父亲，之间的互相教育，互相拯救，这个就不说了。至于老人的故事，这里可能要扯出另一个复杂的脉络，也按下不表。
单说说金融危机，有趣的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似乎所有美国本土出产的大众文本都适合放到这个阐释框架里掂量一下。
对于up，这间房子好像让人不可避免的联想到次贷危机带来的那些无家可归者和养老保险出现问题的美国中产。这样看来，卡尔背着自己的房子试图逃离国土，降落在一片另类土地上的叙事，似乎又成了一个当代美国中产焦虑的寓言。
从这个视角出发，up把冒险和家庭耦合在一起讲一个现代人的故事，可能就是成就它高票房的根本。
冒险和家庭作为“美国梦”硬币的两面，从来就是美国主流价值的核心，这个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恰好构成了美国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时刻应对关于自身想象的资源。一方面，动员冒险精神 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动员家庭亲情，抚慰创伤。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需要的当然是后者。有趣的正是本片中动员家庭和亲情的方式：
1，卡尔和艾丽这个无子的残缺家庭，是产生卡尔“病态行为”的基础。而这个儿子的出现，补足了核心家庭价值缺失的一角，就是别老顾着自己，想想下一代，就不痛苦了。这么一说你想到了什么，不就是奥巴马同学在当选当晚那段激情澎湃的讲话最后所强调的，我们要为100年后我们的子孙万代考虑云云，所以we need change。
2，冒险象征了所谓的美国精神，对于冒险和亲情的耦合，本已冒险为目的的飞屋（一个以发现和征服为目的的工业文明的交通工具），却转换成了载着至亲之人艾丽的生活空间，飞屋以这种转换完成了冒险和降落，恰似给半个世纪以来风雨飘摇的“美国精神”来了一次软着陆。
也就是说，俺们不需要冒险了，stuff i am going to do is adventure with you，艾丽告诉卡尔，就这个每天关在铁笼中的日常生活不就是我们情感的归宿么，这一路走过来已经够了，那个一直追求发现的冒险精神其实最后是个恶魔，所以明星冒险家老头在最后成为了一个大反派，被人性打倒了。
卡尔最终走出了飞屋，成了正常世界的hero，而没有走出自己飞艇的老头成了封闭小世界的恶魔。一种没有亲情作为支撑的冒险精神反而成了他者。这么一来就成了情感动员加点现代性批判，即捍卫了冒险又重新召唤了家庭。非常高明的一次耦合。
4，两句话
up，作为一个房子的童话，我哭了，它触摸了我心里最柔软的部位。
up，作为一个房子的寓言，我又扯了一下，但这一切与我无关。 -
非主流的命运 主流的责任 - [评论]
2009-05-26
（老文，也是阉割后部分发表在去年大概10月号的《中国校园导刊》上，还是将全文贴出来吧，真是“被阉割的命运，未被阉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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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 《荒漠之死》）“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
——（张爱玲 《倾城之恋》）
“20世纪里，天才作家有两个，女的是张爱玲，男的就是我。”
——（吴子尤 《谁的青春有我狂》）
若干年后，当“90后”们成为“主流”时，他们自然也会面临更年轻的“非主流” 。
——（雍容 作家）
在百度搜索框中键入关键字：“90后 80后”，会出现如下的热门搜索：“80后vs90后 80后骂90后 80后pk90后 80后90后对骂”……在大众传媒和网络的众生喧嚣中，从某一个时刻起，80后和90后之间好像已经被劈开了一道鸿沟，双方在两岸隔沟对峙，剑拔弩张，俨然势如水火。2008年，当中国80后的焦虑正在“考研、就业、房子”这些关键字中郁闷的聚集时，90后开始以一个群体的身份走入大学、宣告一代人的正式登场。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 《一代人》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就在恢复高考的同一年，几乎相同数量的知识青年开始了暴风雨般的返城 ；几年后，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成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经历这些事件的，正是顾城笔下的“一代人”。从那时起，共和国最苦难深重的“一代人”开始了他们“寻找光明”的漫漫旅途。就是在此之后的十年，他们生养了被称为“80后”的这一代。
在“80后”作为一个身份标签开始流行之前，我们早被上一代人赋予了一个通用的称呼——“小皇帝”。在他们眼里，身为独生子女的这一代人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根本的不同,很多人这么说八十年代后：
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铜臭味浓重，崇尚享乐拜金主义；
不关心政治、历史；无忧患意识，自我保护能力差；
只管今天不管明天，没有计划性；耻于谈爱国；不懂感恩
追求叛逆，强调性格；畏惧磨难，缺少历炼，幼稚不够成熟；
藐视权威，追逐时尚，是一切潮流的奴隶。
作为“小皇帝”的80后正是在被父辈、兄辈们狂批痛砍中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当他们在各个方面尽情彰显自己的“不可理喻”时，90后才刚刚开始进入小学，一板一眼的念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若干年后，当80后终于媳妇熬成婆，开始试图进入这个社会的主流时，及时创造一个新的更加“不可理喻”的群体就成了为自己正名的最好方式。另一方面，一个进入青春期的90后群体欣然接受了这一对立，用“非主流”的宣称表明了叛逆的立场。然而，当双方试图用这种方式划清界线时，他们发现，80后和90后之间，并没有像他们的父辈和他们之间那样本质的对立。事实是，他们都是“小皇帝”，对于躁动的青春期来说，他们身上的“不可理喻”之间本无差别。 在共和国的历史面前，80后和90后本应是“一代人”。
只是，“试图让自己变得特殊起来”是任何一代人的惯性，更是一代人的焦虑。
“遥控器”与“鼠标”
相比于他们，我们是数字化时代的“移民”，一切都要适应，而他们则是“土著”，一出生就在那里。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美瞳+45度斜拍+高光+PS”,这是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非主流”的经典造型，因此曾经一度掀起了批判90后的狂潮。事实上，“非主流”主要拥趸乃是87～89年生人，并非实打实的90后，把“非主流”当成90后的标签显然是片面的，但这一群体在价值和文化上与80后的分野和对抗却不可避免的浮出了水面。
与手握遥控器在电视机前长大的80后一代相比，90后的童年显得更加丰富和立体。1998年互联网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时还沉浸在日本动漫和电子游戏中不能自拔的笔者，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懵懂的接入那个陌生的世界，立刻被其包罗万象的巨大信息所震撼而感到不知所措。而就在同一时刻，众多90后的孩子们手握鼠标在电脑前开始了他们的启蒙教育。对于互联网而言，80后们更像是半路出家的“乔迁者”，而90后才是名副其实的“原住民”。
回顾“80后的集体记忆”——仙剑、变形金刚、葫芦娃、圣斗士、贴纸、大大泡泡糖、大富翁……——我们看到的是因匮乏而封闭的过去；当目光转向那些属于90后的QQ、猫扑、火星文、劲舞团、苹果电脑，我们看到的是由丰富而开放的未来。
“最好的时代”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
80后通常喜欢说，80后是匮乏但深刻的一代，而90后是丰富却浅薄的一代。然而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如果说90后的一代似乎比过去更加浮躁和缺少反思，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年龄尚小，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不需要反思的年代。
与80后苦难深重的父辈不同，90后的父辈，60后生人，无疑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财富和话语的主宰。kululu以一个87年生人的身份代90后发言虽然滑稽，但她表达出的“我们有老爸”的调子，的确是90后一代真实的生活背景。物质的上的充裕和父辈的荣光，使得90后在结构上以获得了80后不能比拟的优势，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他们的成功似乎应是一条毫无悬念的必然之路。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其不可预测。战后的“婴儿潮一代”美国人，一手打造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和霸权，他们的后代被称作“X一代(1965-1981年出生)”，本应该顺理成章接过父辈荣光的“X一代 ”却成了自私、没有责任感、我行我素的代名词。受到“跨掉的一代”的影响，再加上生活在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X一代在“天性”上是更加倾向于反叛传统。他们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然而，尽管X一代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美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之间的传承并未割裂，与他们的上一代（跨掉的一代，这一代人以激烈地反叛传统价值观而著名）相比，他们更多地修复了上代人与传统的裂痕。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作为青壮年的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股Ｘ浪潮，并改变了人们之前对他们的看法。这一代中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公司，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了今日美国社会的中坚。
用今日之中国比照当年的美国，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二者都处在取得巨大繁荣后的十字路口阶段。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90后的未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可能性。
一个新的时代必将在你们手中被开创出来，这是一代人的命运，更是一代人的责任！
参考：美国“X”一代 VS 中国“新人类”的同，http://finance.21cn.com/news/cjzw/2005/09/05/22751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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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见不散”到“非诚勿扰” - [评论]
2009-05-09
原载《青年文化评论》 Vol. 3, no.3 (2009) http://m.ycreview.com/node/458
如果有人问我最怀念冯小刚的哪部作品，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是1999年的《不见不散》。十年后，《非诚勿扰》的上映又唤起了我对《不见不散》的想念：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过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三无伪海归。」
从《非诚勿扰》中的这段征婚启事开始，从葛优头上那顶破鸭舌帽开始，我相信，对非诚勿扰的观看就已经不可避免的建立在了对于《不见不散》的互文关系中。于是，我们迅速进入了一个关于「前传」与「续集」的观影经验中。当年那个「给喜马拉雅山开一条50公里宽大口子」的刘元，在十年后穿越回来，投胎为邬桑口中「有很多不切实际想法」的秦奋。只是改了个名字，人没变。导演在影片中不断地插入素材，有意识地连接起秦奋和刘元：当年在美国靠推销墓地维生，回来后反而被人推销；当年的人贩子旅行社也还在，只是又添加了一个悲情的人物——小白。
在这里，冯小刚不仅仅是在黔驴技穷地复制自己，而是颇带刻意地完成了一次对《不见不散》的致敬和挥别。剥离掉陈国富《征婚启事》带来的段子，是当年的理想主义者刘元被传送回了作为中国这十年狂飙突进地标的北京，送回了当下国人的现实语境和焦虑当中。或者更进一步的说，传送回了一种叫做「小人物命运」的表述当中。
「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大的志向」，如果说，当年刘元与李清的分分和和，隐喻了两种理想主义模式间的暧昧与纠葛，是李清的「来美国三年，一年变一个样」和刘元的「享受生活的每一天」之间的矛盾，那么在十年前，这二者似乎还有可协商的余地：
「可是莫尼卡吧觉得这些都是我的优点。我们俩也聊过，比如你说我没谱，可是在她眼里，我这是不循规蹈矩，你说我不成熟，可是她恰恰认为这点是最可爱的，不世故，童心未泯，这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价值观点就是不一样。」
刘元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温柔地抵抗着李清，最终打动了她，两种价值在爱情的名义下完成了一次和解，我们在1999年似乎也更容易相信：「钱不重要，情才重要」。
然而，十年后，温情不再，胜负已分。回国征婚的秦奋先需要一笔从天而降的200万英镑来想象性地解决「不差钱」这一困境。跌破发行价的他已经没有了什么抵抗的余地，和中产阶级空姐梁笑笑之间需要解决的也不再是价值问题，故事进入了一个受纯粹爱情肥皂剧接管的世界。
如果说，十年前，还处于中国商业电影纯真年代的《不见不散》和冯小刚还能营造一点温情脉脉的感化和对另一种生活的憧憬，那今日按照规范的市场逻辑锻造出来的《非诚勿扰》，则只能如冯小刚自己所言，完全是「一记温柔的麻药」了。所以，影片最后全线飘红的股市，似乎更明确的传递了今日国人所需的「温情 」。
似乎可说的是，冯小刚还是「贼心不死」地找了个能够温柔桶上一刀的部位，把「钱不重要，就是缺朋友」扎进了一代人隐秘的情感结构中。
在《非诚勿扰》的片尾，展开的是如《不见不散》片尾一样的玫瑰红。然而当年孙楠那还算洒脱的，颇带几分教化的「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苦恼，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如今已转换为尚雯婕如梦呓一般的「喝了交杯，幻觉好美，甜蜜方糖，跳进苦咖啡」。
从《不见不散》到《非诚勿扰》，刘元回家了，不差钱儿了，不折腾了，变成成熟的成年人了。他把过去留在了遥远北海道的那个小教堂里，回到了这个充满和谐的世界。
去往平静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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