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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象走出卧室后——评《众声喧哗》 - [IT]
2009-02-17
原载《新京报》2009年2月14日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spzk/2009/02-14/008@015318.htm
（新京报大概使用了原文的二分之一，以下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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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让网络批评成为一种可能
认识胡泳老师，始于去年秋天一门叫做“新媒体与社会”的选修课。彼时，《众生喧哗》才刚刚付梓，胡泳还没有正式调入我们学院，只是作为一名外请老师试讲一学期的课程。
选课表上这样一个“前卫”的课程名称，在当时自觉“前卫”的我看来，着实不是哪个处在书斋中的中国学者能讲得清楚的，于是怀着几分好奇和不屑选下了此课。
第一堂课后，不屑迅速转变成仰止和兴奋！从cyberjournalist.com对印度洋海啸的blog聚合讲起，到twitter“历史 第一稿”的意义，引出Dan Gillmor的《we the media》中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的提出……就这样，胡泳以他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开阔的新媒体长卷，让我发现自己此前对于这一领域的认识是如此的“山寨” ——从奥威尔的《1984》到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从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之别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敬惜字纸”，从水平组织企业到云端服务，从社会资 本到维基经济学——不夸张地说，就像十年前他译介《数字化生存》对于国人网络观念的启蒙一样，胡泳的这门课无疑也成了对于我的一种启蒙，他把自己对于网络 的思考分享给我，教会了我如何跳出学科的桎梏去思考网络。
如今阅读《众声喧哗》，带给我的正是与去年的那门课一脉相承的体验。全书主要目的是探讨两个相连的命题：一是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慎议是否 可能，二是网络民主是否能改变中国。然而本书的前半部本却用大量的篇幅着力梳理和探讨了人类延续千年的“公私之辩”，从阿伦特的人类行动，到黑格尔和葛兰 西的市民社会观，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思想概念史被抽丝剥茧，逐步展开。
在胡泳看来，在网络批评成为一种可能之前，“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否则，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变化且与商业息息相关的领域，探讨 将很难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就像宣扬启蒙精神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启蒙一样，对于当今概念歧义丛生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此种深 沉和谨慎正是本书的品质。
全书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运行，在接下来的部分先是界定和梳理了技术视野下的网络“共有媒体”，接着从现代人的交往和心理特征去观察共有媒体 下的个人表达和隐私，进而才切入了核心命题：共有媒体中的公共领域是否可能和公私边界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学科的概念和理论被引入、解释——场所的 时空脱域、奇观和观看、陌生人和认同、公共人格的衰落、印象管理、回声室效应……西美尔，本雅明，吉登斯，桑内特，福柯……众多的真知灼见和杰出名字闪烁 在字里行间，开启了一条跨学科的、同现代性批判相联通的思考路径。
在全书最令人兴奋的最后一章——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胡泳直面“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这一命题。面对“网络在中国同时 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这一两难困境，胡泳强调即要警惕对于网络民意的过分热情和盲目赞美，又要肯定互联网对于中国“生长中的市民社会”的价 值。无疑，网络的解放性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对话和博弈的主要场所。
不同于一个局部盖棺定论的实证性研究，《众声喧哗》更像是跨入一个边界模糊且变动不居领域的指南和地图。相较于给出唯一的答案，帮助提出好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才是本书更重要的诉求，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共有媒体是为群体极化和政治冷漠提供了碎片化的空间，还是会成为政治慎议的有效工具？
共有媒体中的表达是否会会被国家和市场侵入，变成意识形态和关系管理的主战场？
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中国人的网络讨论是会培育出民主的文化精神，还是会催生出新的“网络暴民”人格？
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思考，胡泳的《众声喧哗》始终是乐观的，他一直警惕着，避免让自己的思考掉入怀疑一切的陷阱，而始终保持了当年对于“数字化 生存”的理想主义期望。正如法兰克福学派试图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寻找到艺术的解放性力量一样，网络批评试图在批判中拨开树丛，找到通往美好未来的小径。 对于这条小径，至少有两点是胡泳坚定的：
一，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对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具有优越性；
二，中国普通公民发出声音，抵制信息垄断，互联网可能成为唯一的出口。
然而，网络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就必然要与批评的对象保持着距离。十年前，当国人还不知道网络为何物时，胡泳译介《数字化生存》，在《三联生活 周刊》上开设新经济专栏，逢人必谈数字化，被人称作“胡数字”；十年后的今天，网络如空气一样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胡泳却写出《众声喧哗》，回到学校里做 教书匠，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理性地观察和思考，“试图谈论有关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问题”。
阿诺德汤因比在他的伟大著作《历史研究》中写到：“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
十多年前，网络对于中学时代的我而言还是跟“黑客”有关的科幻素材。2000年前后，我和几个同学从那个北方小城市的第一间网吧里接入网易聊 天室，同学们每天攀比从聊天室网友那里寄来的信件和照片，为痞子蔡和轻舞飞扬的爱情故事感动得痛哭流涕……十年后的今天，2008年11月1日网易正式关 闭其聊天室服务。羞涩的聊天室随着一代人的记忆远去，SNS却开始进入2.5亿中国网民的生活：qq已经拥有了4亿个账号，51.com号称拥有1.3亿 注册用户，成立三周年的xiaonei.com也超过了4000万个真人用户。
创新扩散理论表明，当一个应用超过总人口数的10%这一临界点后，增长的曲线将变得陡峭，中国用十年走完了网民数从0到2.5亿，接下来将在 两到三年内很快达到5亿，网民的人口统计特征也将吻合于中国总人口特征的分布。这意味着儿童、中老年人、农民等这些过去远离网络的人群将进入赛博空间，开 始发出他们的声音……
在后记中，胡泳写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他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
发现这只大象，正是网络批评所应站立的位置，这是《众声喧哗》的结尾，却是一个崭新领域的开端。 -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翻译by 逆转录猴子） - [评论]
2009-02-01
作者：Steven Zuckerberg
来源：http://www.danwei.org/
翻译：逆转录猴子
说明：本文来自网络，是一个从小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美国青年学生所写，内容并不代表译者观点。（真他妈长，累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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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不久，我的朋友tom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问我山寨是什么？事情是这样的，google公司发布了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China's new hot words）排名，并把他们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全世界的网友。这些词汇反映了过去一年中发生在中国的重要事件和现象，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山寨 ”，google使用的英文翻译是copycatting（无主见的家伙，复印机），对他的解释是：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山中堡垒的强盗们（the mountain strongholds of bandits），首先被借用来描述那些剽窃仿造的产品，后来也用来指自制的产品，比如恶搞视频。
tom不懂中文，很困惑于这个词的意思，问我山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假的产品会成为过去一年中中国网络搜索最热门的词汇。他没有到过中 国，我感觉到要向他解释这个很困难。我上网查阅了一些关于山寨的资料，发现这个词最早是用来描述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厂家生产的手机，这些手机使用了一种台湾 研制的低价芯片，以极低的价格融合市面上主流手机的所有先进功能并有所创新，在过去的一年中迅速的占领了中国低端手机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看到这个资料，我突然想起了去年7月我和几个朋友在西藏旅行时看到很多藏民使用的手机，就是这种山寨机。我记得当我把相机对准一个藏族年轻人 时，他拿出他的山寨机对我说，你看我的手机也可以拍照。那种手机大都具有3"以上的硕大屏幕，四个以上的扬声器和像普通数码相机一样大的摄像头，且大都具 有金属机身和超长的待机时间，不过最重要的特征是价格极其低廉，大概只有普通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如果山寨是从描述这种手机开始，我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种进行低价仿制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比如，80年代日本 任天堂公司开发的第一代游戏主机FC（family computer，译注：就是红白机），我记得FC在90年代刚刚登陆中国时，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而言非常的昂贵。而且对于处在高考压力下的中国80后一 代来说，他们的家长很难愿意把钱投资在电视游戏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中国同学因为没有写完作业就到我家里来玩FC而被他的父亲毒打，并且惩罚他再也 不许来我家。没过几年，中国一家公司推出了一款叫做”小霸王学习机”的产品，其实就是把FC的芯片和功能集成到一个电脑键盘中，并开发了一些用于学习和打 字的配套卡带，价格也要比FC便宜。不同于对待FC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学生家长都给孩子购买了“小霸王学习机”，因为当把这个“键盘”连接在电视上时，他 们相信他们的孩子不是在玩游戏主机，而是在学习使用一台家庭电脑。同时，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产的游戏卡带，他们跟日本原产的卡带很不同，里面的芯片很 小，同样的游戏内容被简化和篡改后可以变成多个游戏销售，我记得我的一个中国同学的200in1的卡带中其实只是一个马里奥兄弟的不同篡改。
这样看来，如果把当年的学习机叫做“山寨FC”也是很恰当的。从我在中国生活的记忆中，我过去见过的很多中国制造的电子类产品都和山寨FC类似，而且他们好像大多是从珠三角和东南沿海的千万家小工厂中生产出来。
比如，walkman流行时，中国就有很多山寨walkman品牌。VCD技术取代了录像带后，在中国家庭中就流行了各种“山寨vcd播放机 ”，这些机器的外观和品牌名称都跟sony和panasonic极其相似，比如song，ponosanic等等，而且大都具有超强纠错，全制式播放，卡 拉ok等日本品牌不具备的附加功能，有的甚至还集成了FC游戏的功能，且一律价格低廉。
2000后，我进入了中国的大学读书，我发现我的中国同学们使用的各种产品都具有山寨的特征。刚入学时，每个人都购买了一种叫做“英语复读机 ”的产品，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为学习英语优化的walkman而已，当年生产这种复读机的一些公司如今已经成了著名的民族品牌，比如步步高，清华同方等等。 但我觉得当年这些公司和现在那些生产手机的山寨公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二年级的时候，我还在用md烧录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正版cd时，中国的盗版 数字音乐下载已经取代了盗版CD的地位，几乎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开始使用mp3播放器听歌。中国瞬间好像出现了成千上万家生产mp3的工厂，我的一个同学的 叔叔就是福建一家mp3生产厂的老板，她告诉我，她叔叔的工厂可以生产几乎市面上所有国际品牌所有型号的mp3,除了内部使用廉价的解码芯片以外。三年级 的时候，日本的消费数码相机开始全面进入中国，但3000元以上的价格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还是过于昂贵。而我的一位中国同学，以800元的价格购买到了一 台中国制造的数码相机，却拥有300万像素的cmos镜头和无限时摄像功能。更有趣的是，当年生产这台山寨相机的就是后来吞并蓝色巨人的中国第一民族品牌 联想电脑公司。而我的另一个同学拥有一台据说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功能摄像机——网易拍。
中国这种廉价和仿冒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除了存在于电子消费品领域，在服装、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领域更加的普遍。他们构成了中国低收入人群日常 主要的消费品来源。如果你有机会在中国旅行，在任何一个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小商品市场中，都会看到无数这种商品。去年在西藏旅行时，我看到拉萨街头的藏族青 年，也很喜欢穿着adidas和nike的仿冒服装。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国际都市中，也不缺少山寨商品，在西直门附近有一家叫做金五星的小商品市场，那里几 乎就是一个山寨商品的集散地，很受穷学生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欢迎。
那些企业为什么会去生产山寨产品呢？方刚，中国一家网络公司的副总（译注：搜狐），在他的blog中认为，这是企业自发冲破经济壁垒的市场行 为。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中国作为晚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译注：原文如此），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相比，在技术和研发上是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当国内市 场打开后，外国品牌进入，他们的消费人群是富裕者，中国企业只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 商品起家。而对于那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投资在品牌建设和广告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壁垒和行政壁垒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公平竞争，生产山 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
所以，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绝不是少数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二
山寨机只是这个事情的开端，更有意思的则是“山寨”这个词汇在诸多文化领域的迅速扩散。中国言论界的大多数观点强调，这是对“山寨”的误读和 滥用。但若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这种误读，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误读背后的文化动力。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愿意滥用“山寨”，欣然选择用“ 山寨”这一符号去标示各种文化客体。我所在大学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 Professor Wu 认为：对山寨的命名和热情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
这样看来，我很难向tom解释清楚什么是山寨，因为山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一种深层结构。我觉得，用山寨去标识某 种现象和某个人群都是不恰当的。我更倾向于用阿尔都塞的方式去理解作为“症候”的山寨现象，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山寨去标识整个中国。
中国的思想界往往对山寨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北京的一位媒体评论家韩浩月将山寨视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他说，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 根。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而在我看来，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 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这种意义往往体现的是对原始 文本的崇拜而并非反抗。HiPhone、SciPhone和iOrgane手机无疑是对苹果公司iphone的崇拜和模拟，山寨百家讲坛、山寨春晚、山寨 电视台是对cctv这个国家电视台及其制作的节目崇拜和模拟（央视的说法证实了这种判断，央视春晚总策划秦新民上个月对中国媒体说，他们闹就闹去吧，现在 想借央视出名的人太多了……我们没法一一回应），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租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 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南京一家房地产商开发的山寨一条街上店面分别冠以“哈根波斯”、“必胜糊”、“巴克星”、“KFG”等标志，我的中国 朋友告诉我他们模仿的是哈根达斯，必胜客，星巴克，KFC，而这些餐饮消费在今日中国被看做是中产阶级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娱乐领域，山寨明星单靠与港台明星之间长相上的近似就可以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获得很高的人气和收入。而这种明星崇拜背后，是对香港和台湾所 代表的“南方发达地区”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比今日更加明显。以拍摄底层人生活而著名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他的作品 《站台》中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北方小县城中一个文艺团体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巡游演出中，靠声称自己的艺人是刚从香港归来的著名歌星来招揽人气，从服装 到演出形式内容也是完全的港台化。这种山寨文艺团体在今日中国还存在于很多欠发达地区。
山寨文本生产和消费再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文化生态，再现了在主流文化和经济地位中处于边缘位置群体的匮乏感和向中心移动的强烈诉 求。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非城市人口（译注：应该指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 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在他们身上， 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唤寻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 笑，被标识为“土”（译注：原文boor），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国家仪式的CCTV春节晚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当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被称作“东方卓别林”的中国笑 星赵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剧，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宋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赵本山被 社会各个阶层广泛的喜爱说明了这种新的霸权结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牢固，虽然在30年前的中国，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中，贫下中农（译注：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曾经是这个国家成分最尊贵的阶层。
三
中国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说穷人的山寨体现在崇拜和模拟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也同样是山寨的。中国的今日的富裕阶层可 以说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人。他们的上一代也大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大多在少于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赤贫到巨富 的过程。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半边缘的位置。在这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他们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 族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身份的学习却不能像财富积累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他们对西方文化身份也处于一种相对陌生和不熟练 的状态。如果说穷人对这种匮乏状态的补偿性解决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的补偿性解决则是消费，是想象性的通过消费水平的补偿来填充这种内 在的匮乏。
我的一位生长在中国北方小城的同学告诉我，他每年放假回家，都会看到某种名贵汽车集中出现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这种潮流每年一变，前年是 BMW X5，去年是porsche cayenne，今年换成了Range Rover（译注：路虎览胜）。他说，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种潮流，至于这种潮流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总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让自己 落后。
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冯小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为雅虎搜索拍摄广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剧演员范（范伟）扮演的秦老板执意要在葡萄酒中勾 兑雪碧，当被一名骑乘英国纯种马的年轻西方式贵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当中。可以说，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虑体现的正是一代中国富人的山寨症 候，而这种症候和中国其他阶层的山寨症候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异。
可以说，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随着中国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初开始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城市空间景观被迅速的毁灭和重建，中国的文化学 者戴锦华认为，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畅销书《城记》详细描述了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而在这场房地产运动中，各地的地产 商都通过贩卖一种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来销售自己的楼盘，而这种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国新富阶层的购买欲望。如果你有幸在中国的大城市旅行，你会看到众多 的高档住宅社区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更是遍布全国。近几年，地产商们又推出了一种本土化的概念营销，主打了一种“中西合璧”的 建筑样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会在外观为欧式的社区内部空间看到带有飞檐和壁画的精致中国仿古建筑，和园林布局。我想说，这些社区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圆明园， 那个曾经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烧毁的著名清代皇家园林。在这样全国性的造楼运动中，社会记忆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写，而这种改写的范本恰恰来自资本主义的核 心区域。
这种自我流放更深刻的体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那些被中国人视为最优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输出的的文本，其实也带有这种山寨的特征。戴锦华认 为，华语世界最优秀的那些电影导演们，无论是获得欧洲电影节确认的张艺谋，还是获得好莱坞确认的Ang Lee（译注：李安）都是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写传统中国和革命年代中国的方式获得一种西方审美下的确认。更加激进的中国学者黄继苏甚至使用了这样的表 述：不论是张艺谋的巩俐还是李安的汤唯，都是通过卖儿卖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获得赏识。
我不想去评价这类激进阐释的适当性，至少在我看到的，中国导演对西方审美和评价体系的自觉学习和运用。上文提到的贾樟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中国的文艺界和青年人中，贾因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原创性”和“本土性”而受到大力的追捧，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然而，贾其实是一 个非常善于学习西方的人，他很善于发现西方现代性批判在中国的试用性，他的作品主题几乎无一例外的指向了“毁灭和重建过程中的迷失”这个现代性母题。至今 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三峡好人》的威尼斯金狮，而这部片子正是关于全世界最大的水电工程三峡大坝。而他的最新作品《24城记》，正是关于中国近年的房地 产业。他的第一部获得本土公映的影片《世界》，正是发生在具有山寨特征北京世界公园中的一个爱情故事，而他自己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说，他在《世界》中使用的 flash动画等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有意借鉴了罗兰.巴特的句段关系组合理论。如果按照黄继苏的观点，贾樟柯也仅仅是在把中国的现代性景观贩卖给西 方。
有趣的是，贾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颇具山寨特征，在他的故事长片处女作《小武》中，那个北方小城的无业青年小偷小武正是贾早年经历自传式的投 射，他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的正式毕业生，地下电影的拍摄经历也无疑带有冲破壁垒的山寨特征，在他成功后，被西方艺术电影体系和中国文艺界确认的大师 身份似乎也正是隐喻了一次自我奋斗和自我流放的完成。
更进一步的八卦，我发现，分别作为“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和贾樟柯都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所谓的“无身份的个人 ”，他们个人奋斗的成长经历作为一个好莱坞似的现代神话，连同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同样的追捧。有趣的是，作为“第五代”中的另一位重要导演，出 身传统中国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凯歌却在凭借《霸王别姬》获的华语唯一的金棕榈奖的短暂辉煌后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冷遇，这个事实正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的并非偶 然的隐喻。
四
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文本，我们看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扩张，以及中国在这种扩张中迅速的陷落和狂飙突进。最初主流把仿冒手 机标称为“山寨”，反映了已经建立的权力和经济结构对这种野蛮生长方式的排斥和恐惧感；同样的，若把整个中国标称为山寨，则有整个西方对于这种狂飙突进的 恐惧感。
吉登斯认为，西方的没落标识了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控制的日渐减弱，这并不是最早诞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冲击力逐渐减弱的结果，倒是这种体 系全球性扩张的结果。可以说，今年的金融危机更加重了这种恐惧感，中国新富阶层赴美国看房团的出现正是山寨攻城略地的最好信号。西方已经在生产和消费领域 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也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圆明园和兑雪碧的葡萄酒中丧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性，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寻求新的符号去标识 自身的独特性，就像大陆新富阶层迫切想要寻求“西方符号”去区别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国人一样。
我担心，这种恐惧感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和中国崛起而带来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作为西方主流对中国文化诠释的最新成果，迪斯尼公司的《功夫熊 猫》在美国热映后，我问tom对这部片子的观感。tom对我说，他感到很害怕，原来蠢笨可爱的熊猫仅仅是为了吃就可以学会所有的武功，战胜所有的高手。这 让他联想到了在美国遍地生根的中餐馆、超市里中国制造的产品和那些勤劳得“不可理喻”的中国移民，他感觉到一股难言抗拒的强大力量（译 注：juggernaut ）正在碾过和改变这个世界……
嗨，如果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要问一句，你准备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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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结合；
那个人的个性是如此理想化以致常见的错误和韧性的弱点都可以视而不见；
爱情就像雷电和它最初发射出的光芒；
爱情是世界上头等重要的，为了爱情所有其他的想法（尤其是物质层面的要求）都可以被抛到脑后；
不管所采取的行动对旁人来说多么夸张和荒唐，感情的全面投入都会倍受赞赏。”
——劳伦斯。斯通 《1500-1800 年英格兰的家庭、性与婚姻》
去年的最后一个午夜，我在冰场，灯火通明，男男女女们一边玩接龙一边等待着新年倒数，气氛相当的欣欣向荣。
零点的时候，全场停下来倒数，大家互祝新年快乐，我也傻乐傻乐的，跟着喊了两嗓子。突然，气氛瞬间变得有点诡异，环顾四周，众多男男女女们开 始kiss，伴随着各种新年快乐的呼喊声。一种荒谬感和虚无感迅速填充了我的神经，湖面像一只硕大的蒸锅，那下面不是坚固的冰层和零度的湖水，烹调着各种 姿势的罗曼蒂克和海誓山盟。。。。
H说这种荒谬感来自于存在性焦虑，推荐我看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我说，知识社会学不能解决个体的问题，只能增加对自身状况的无力感。
从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中，我们看到，反思性正在瓦解一切“确定的知识和情感”
卡尔。波普在《推想与反驳》中说“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我们同样可以说，现在所有的情感都沸腾在蒸锅里。传统合法性被瓦解了的 个体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需要对亲密关系的依赖来对自我存在的真实感进行确认，“过去的亲密程度很少达到今天我们的个人关系和性关系的水平”。
然而这种亲密性的转瞬即逝，又使得这种关系虚无化。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同大量的陌生人打交道，从相识到熟悉，到再次陌路，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 上不断的上演，任何亲密的菜肴都可能在瞬间被还原成原料。伴随着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他人终结了，我们的主体性发生了转向，在自身内去寻求意义和稳定性， 我们不再是处于共同以中整体的个人。“个人间的关系”只剩为一种爱好，一种休闲的琐碎。
我们需要把原来不相干的情感和需求作为材料，共同在一口锅里烂炖，让它们的味道融合来满足我们“现代性的孤儿”对于“信任”的渴望。
正常的个人再起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减弱或磨钝了他们的存在性敏感度。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 人都有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而这种“单位剂量”的有效性通常来自于童年，如果缺乏经常性的照料所包含的爱抚和关怀，幼儿就不会滋生出对于他人或他物的 “真实性”意识。内在的可信任性的缺场正好映射出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
这种情感疫苗不必然来自于父母的照料和慈爱，也来自于现代性抽象体系和专家系统给予的确认和规训。大多数人没有对现代性带来的陌生感到不适， 因为我们的“情感疫苗”被成功注射，从某种程度上说，健康的我们是现代性的产品。我们接收了惯常性的缺乏，因为我们有一个存在感强烈的“未来”
而对于“不健康的个体”而言，对日常生活中惯常性的依赖，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存在性焦虑带来对日常事物真实性的极端怀疑，也带来了从日常中寻求真实性的极端需求。
浪漫爱情关系、反思性的知识活动、超越一切爱着你的上帝——这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中，哪个才是可能的呢？ -
胤祥和默语生的文很有启发，还剩下一个不靠谱的解读路径，我来扯一扯：
北方作为一个野蛮的、掠夺性的、没文化的、丑陋的（参考操手下的诸位角色选角）、军事的 侵略者
对应的是
南方作为一个文明的、爱好和平的、有文化的、俊美的、田园牧歌一样的传统社会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我说这里有跟《乱世佳人》之间的互文那肯定是胡扯，回退到东方及其想象内部，这或多或少是个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以周瑜， 小乔，诸葛亮，为叙事中心的赤壁，在影片中各种帅，知识，茶艺，琴艺，剑术，各种六艺样样精通，总之显得非常有文化，构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的意象。通过考察 这里很明显的对历史的修改，将三国时代作为蛮夷之地的江南的历史，修改成现代作为港台文化故乡的南方的历史。好事者可以考证一下茶道是什么时候兴起和扩散 的，反正我知道，现在懂得品茶的只有台湾人了。。。
同时，曹操作为一个电脑游戏中的最终boss，集合的基本上是与之相反的特征，有趣的是光荣公司最成功的一款战棋游戏叫《曹操传》，当年我也是其粉丝，那里面曹操各种帅，诸葛亮最终成了个魔王。。。。
刘备就不用说了，尤勇同志很好的完成了刘备低俗化的任务，原来处于《三国演义》叙事中心的“汉室宗亲”刘备一党这回彻底成了陪衬，被一个“讲 信用”给幽默地卡片化了，而唯独诸葛亮却作为南方人（其实他足迹是琅琊）得到了跟周瑜一样的地位，不过始终还是比周瑜差那么一点，这里也是对演义的改写， 周瑜从一个“小心眼的小男人”变成了一个“大智大勇的大男人”。
最有意思的是，从受众的方向来说，大陆新中产对于这一改写感到十分的舒服，北方（除了北京）接收了这一南方作为文化故乡的表达，而这一文化故 乡的构成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港台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夹带着日式表达）、日本动漫和游戏、好莱坞价值和叙事。所以赤壁成功了，因为其成功的拼贴了以 上元素。这一成功是南方的胜利，内在的联系了大陆城市新中产无历史感的成长经历。
想到叶问中樊少皇扮演的北方武师，和叶问“优雅”的生活方式，北方及其连带的红色中国正在大踏步的退场，一个新的“作为南方的北方”正在权力领域和文化领域被重新确认。 -
今天吴门吃饭，和诸位师友谈到该片，恰好台湾的正仁师兄也在场，他给了一个岛内评论界的解读还是比较靠谱的：
在《海角七号》的认同体系中，唯独缺的是“外省人”，而通过一个大和解的叙事被缝合进这一认同体系的元素可以说刚好构成了近年来岛内情绪的基础。
1，日据时代的认同，连同日本文化认同和语言认同
2，传统生活方式认同，包括了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宗教认同
3，对台湾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满，连同对台北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不满
4，社会底层认同，某种程度上等于本岛认同，“外省人”被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外化为一个类假想敌的权力结构，而在场的只有一个面目模糊的大酒店作为一个稍微可见的靶子，意在消解或悬置这种敏感情绪
联系到小马哥当局对本片在岛内热映后的反映，似乎真有点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意思，还建议陈云林观看此片，这么一想更是别有韵味儿啊~
去往平静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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