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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问——革命历史题材开新花 - [评论]
2008-12-29
仅就叙事层面谈几个问题，在影院里拍手的观众们请息怒
1，“汉奸”被重新书写，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了，但“汉奸”作为社会记忆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所以结尾群殴林家栋的戏要卡掉——不利于团结。
2，相比于《霍元甲》，本剧的叙事简单很多，回归了民族功夫英雄这个成规。日军的形象也愉快的回归了大众习惯的套路。剧本对史实的改动更能说明问题。
3，作为香港生产的影片，新的“汉奸”是“北方人”，为了吃饭不择手段，所以最后告密这段也被卡掉——不利于团结。
4，以下就是胡扯了：听说叶问拿到的屏幕非常少，基本上被陈和冯挤兑死了，但观众一致好评，影片放映中各种掌声。看来的确有情绪需要宣泄，虽 然现在的风向并不是反日，而是萨科奇啥的，但日军作为整合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他者地位是绝不会动摇的，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历史仇恨在社会记忆中的 作用才会显现出来，而法兰西这种前进中的敌人只是用来适应当下的需要，这种恨是短暂的，没有基础的，可以随时用来“愈合”的。 -
感性中国的多情与善变 - [评论]
2008-12-24
（原载万科周刊）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葬花吟，曹雪芹
一
先把时间回溯到1786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正是乾隆治下的太平盛世，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开始在华夏大地上肆虐。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从帝王到农夫，举国上下对如此妖术的恐慌，带来的不仅仅是各地官府对所谓叫魂犯的清剿，更可怕的，是民间的歇斯底里——指称他人为叫魂犯，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
近二百年后的1984年，一个叫孔飞力的美国学者来到了中国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无意中发现了这段原本可以被“康乾盛世”埋葬掉的历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像很多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一样，孔飞力试图用超越这个古老国家的眼光对她的过去进行某种解读——尽管这种解读通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和易于接受的。
再把时间的轮盘拨回到2008年，将注定会成为现代中国史节点的一年。短短的半年间，我们经历了雪灾、314、火炬传递、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我们看到，在这个进程中，爱国主义的浪潮从无到有，最终凝聚成519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不败”的怒吼。然而，在这浪潮之下，一股潜流似乎也正从民间的各个角落汇聚、壮大——我们因灾难发现了同胞，也发现了同胞中的“敌人”。这是一场同200多年前类似的歇斯底里，甚至也同30多年前的那场“疯狂”有着一点相似之处——指称他人为“卖国贼”、“汉奸”，一时间成为了任何人的当然权力，并获得公开的行使。相比于孔飞力从死寂的档案中剥离出来并重新拼贴的那段残缺不全的历史，当下，从报纸到网络，我们可以从任意一种日常接触的媒体中真切的观看到这场疯狂的民间围剿，并很有可能情不自禁的参与其中。
原来，“叫魂党”的帽子被套在了和尚、道士和乞丐的头上，因为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似乎总是“危险的外来者”；现在呢，是王千源们的“Free Tibet”，是白岩松们的“理性爱国”，是范美忠们的“个人权利”，是王石们的“十块钱”，是朱学勤们的“天谴”……尽管事件和言论的性质不同，他们被套上的帽子确是同一款式的——又长又尖的圆锥形高帽——一切站在人民对立面上的牛鬼蛇神都要被扣上的一顶帽子。
在《叫魂》的终章，孔飞力写道：“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他则是一种乐趣。”
我不知道此刻起的若干年后，是否还能有人像孔飞力一样从2008年的中国文献中剥离出清晰的事实来证实以上结论。毕竟，同200多年前相比，王朝早已灰飞烟灭，农民也不再是这个工业国家的话语主体；然而，我们还是隐隐的感觉到，透过两个世纪以来多变的外表，这个国家身上依然流淌的是千年不变的骨血，依然保有了她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这片土地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口众多、资源不济，来源于道德国家的教化统治，来源于从未获得过真实权力的庶民百姓。于是，正如许知远所说，“因为要对付无穷多的水患，我们塑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体制；因为生活中充满了太多无常，我们容易把命运交给上天；我们还形成了自己的突出性格：忍耐、坚韧也消极、记忆特别短暂、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看待世界……”原来，理性和客观，从来就不是这里所需要的；这里的人们需要感情，正如需要团结和被保护一样。
几千年来，世事无常塑造了这样一个感性的国家，养育了这样一群感性的民众，可以说，后来的“红色中国”只是把这感性重新着色罢了。
二
在西方人的普遍观念中，认为1978年后的中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一名在北大念中文的外国学生在他的作文中写道：“1978年以后，中国回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自身似乎也在刻意地遗忘甚至抹去那段“疯狂年代”的历史。这种意愿就像一把剪刀，从1949年剪一刀，从1978年再剪一刀，把中间这部分截掉，然后把两端无缝对接起来。于是，当我们需要回顾过去时，听到的只是两种说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于是，生存在当下的国人容易产生一种幻觉：那失去了存在感的30年在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身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我们总是习惯按照当下的意图对过去进行有选择的记忆，然而，“红色中国”的记忆可以被淡忘，但从集体主义发生的价值观念却留存了下来。这种观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我们最习以为常的那些表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观念，也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了这个国家几个世代的民众——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革命前辈的一代，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也是手拿语录上山下乡的一代，还是我们这些胸带红领巾歌唱祖国的一代。这种价值已经成为对这个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因为她是人民是这样的“伟大”。因此，那些与此对立的价值和声音，则一定是外来的“西方观念”；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内部出现这样的杂音，民众的惶恐和愤怒自然不可避免了。
不难发现，这种价值同这个国家身上长久以来的感性是暗合的，它像一针疫苗混合进了中国人的感性血肉中。当传统社会中大自然的残酷和王权的不可抗拒被转换为商业社会的竞争、疏离和喜怒无常时，对孤立无援的个人而言，集体主义的定时爆发不仅仅是对“纯真年代”的招魂，更是对从不曾获得的安全感的遥望。
红色中国的30年，输入了价值，也给民众输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更确切的说，是前所未有的权力的幻觉。1982年，孔飞力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对孔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需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机会摆脱这个底层的位置了。
商业社会打碎了曾经的权力幻象，却无法消除民众对权力的诉求。在这个曾经民粹至上的国度，民众学会了靠集体的合力去打倒他们心中的异类和敌人。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会有网络暴民，为什么会有人肉搜索，因为那是他们可以获得的唯一权力。网络提供了可与现实权势进行平等交锋的唯一战场，也提供了把普通人中的异类铲除出去的道德法庭。
在今年的这些争论中，要不要讲道德和是否爱国其实已是无关痛痒，重要的是这种表达对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三
与感性相生的另一个行为，是消费。
512的下午，全国各大城市高档写字楼中的小白领们,体验了一次轻微的晃动,在小小的惊慌过后，他们回到楼内，到"司炉间"喝一杯压惊的"卡布奇诺",然后带着几分兴奋登上MSN，在线上开始了对刚才那场振动的信息交流，当得知四川发生了里氏八级的大地震时，热情被点燃了……从那一刻起，关于这场灾难的观看与营销同救人一起启动了。
现实的汶川地震只有一个，在媒体那里却被建构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上面提到的那些白领观看者，在地震的最初，很容易的把它想象成好莱坞的灾难大片，因为，那是他们对灾难最主要的认识来源——自然灾害带来奇情。当然,在灾难发生而与己无关的时候,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样说来，灾害无论发生在楼下的电影院里还是千里之外的汶川，对于观看者来说，在心里上触发的认识和情感都是一样的。我们很难分辨，从电影院中走出时脸上的泪水，和坐在电视前观看地震惨状时脸上的泪水，是否含有不同的成分。我们需要对于奇情的观看与消费，于是，“为了见到儿子锯断自己的腿而获救的母亲”成了灾难报道的头条。
震后，很多记者冷静地说，地震发生后前48小时内的报道，更像是新闻。我无意去探究这句话背后的深意，但一个事实是，震后的第二天，一份关于汶川地震报道的“指导意见”下发到了各大媒体。在地震后24小时内，一句“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开始在从网络到平面的各种媒体中出现，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原文，是那句被冠以恶名的“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在2001年“9。11”时，一群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致美国人民的慰问信中的倒数第二句话。这句话的原意，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对苦难的感同身受，却被解读者篡改为“汉奸”、“亲美”。同样的，“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在这场地震中也被重构为一个关于“团结”、“同胞”、“中国不败”这样的意象。年轻人们在说，自己被电视画面里的惨状和人们齐心救灾的场景弄得既伤心又感动，他们在反思为何自己之前对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少的感情。当舶来的人道主义被混合进关于家国的身份认同，这种情感就不再是一种普世的平民关怀了。想想看，我们毫不吝惜送给汶川的泪水、鲜血和财产，并没有同样送给灾难更加深重的缅甸人民。
媒体就是这样，在“奇情”和“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平衡点，把现实编排成一场比任何文学都更具想象力的演出。甚至严肃的道德判断，也可以被拿来消费，以“范跑跑”和“郭跳跳”对骂的表演成为大众娱乐的谈资。
最后，回到开篇那个沉重的话题上来，在一个普通人身世浮沉的转型社会中，安全感的缺失由天灾和王权转换为商业社会的弱肉强食。在一个强权尚未退场，市场逻辑已然登堂的社会中，普通人的权力几乎无处安放。那些“捐款排行榜”背后的逼视，也许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拷问，而是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是对有权、有产阶层隐晦的敌意。
四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突如其来的灾难，总会推动某些变革。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毕竟看到了民间力量不可阻挡的崛起。然而，我们总会不和谐地怀疑，短暂的激情是否会化为事后的反思。这个国家是如此的感性，她的血脉里又混合着太多暧昧不清的成分，这使得任何一种对她的批评或赞扬都会轻易地变得幼稚。
然而，我们不可避免的带着情绪，因为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这感性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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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的隐喻和解读路径，戴锦华老师已在《电影理论与批评》中给出，在此不赘述。我就个人认为全片最为反讽的隐喻说说——那就是：
老师背着黑板，像江湖郎中一样穿行在空荡荡的库尔德小镇街道上，叫卖着乘法表和波斯语这些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和“文化”。而片中的任何一个库尔德人，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女人，对这种叫卖都置若罔闻。
这个情节，就像电影海报上劈向黑板的厉斧，在我的观影体验中，没有比这更彻底的指向。因为这一指向不仅仅驻留在现代教育对于所谓“人性”的入侵，而是直指现代教育所联系的启蒙现代性本身，赤果果的揭穿了“知识”的本来面目。
这让我想起了几个故事。
第一个是在拉萨时，我们访谈了本校一个在拉萨师专支教的同学。他兢兢业业的交，可他的藏族学生们却总也无法像我们内地学生这样提起学习的兴趣。一次在课堂上，这位支教的同学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写作业。
一个藏族学生问，“老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呢？”
他对学生说，现在好好学，将来找到好的工作，有了好的收入，生活才会幸福。
那个学生说，“可我们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啊”。
支教的同学又问，那你们爱吃德克士么？大家都说爱吃。（注，麦当劳和肯德基还没有进入拉萨，德克士却已经遍布拉萨街头，且非常为年轻人喜欢）
“那比如将来你老了，你带着你的孩子走在拉萨街头，他想吃一个德克士汉堡，你这时候发现自己买不起，你说你会幸福么？”
学生们都无语了，有的还哭了起来……
说到这，就想起了近些年来很流行的支教志愿者，我们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有责任感的青年人”，主动去到那些大山、大河深处，那些被称作“前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在现代意义上的“老少边穷”地区，进入希望小学，把乘法表和“外面的世界”带给那里“渴求知识”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叫做“人道”的体验，达到了自我的提升。
可是，那些大山、大河养育的孩子们，得到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将会去向哪呢？是走向大山外的那个靠着“知识”和“文化”生存的“丛林社会”，还是等待着“德克士”和电灯一起开进自己的村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带去的乘法表只是现代化的帮手罢了。
但我无意诋毁这种行动的价值，在一个注定要裹挟一切传统生活方式的、不可逆的历史面前，帮助一些被抛弃的个体获得进入美丽新世界的技能，对他们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人道”。只是这种“人道”显得极其的可笑和残暴。
第二个故事来自我的高中，在东北数一数二的一所重点中学。当年我在学校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刚从北师大毕业的外地老师，分别教政治、历史、英语等课。我们班很幸运，都被这几个老师带过。
政治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思考，为什么工人会下岗，为什么要加入WTO，等等问题，让我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辩论。
历史老师，把每节课的前15分钟交给我们，唯一的要求是要讲与教材上本堂课时段的历史不同的内容。
英语老师，可以用整节课来讨论跟英语完全没关的内容，每周给我们放一部电影，我记得第六感和小鸡快跑，可以用中文来写她的英文作文，前提是要精彩。
一个学期后，三个老师都离开了学校，接替他们的是三名高考教学成绩赫赫的教学能手……
后来上大学后，我看了《死亡诗社》，又想起了他们。现在于我最大的价值，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在于启蒙的说教，而在于放权，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不在你的想法出来后去评判你，给你一个正确答案。今天我试着理解他们，是不是他们心里明白，同样处在现代教育中的他们，是没有权力和能力给出那个“标准答案”的。真正的启蒙不是教化。
悲哀的是，这片刻的努力对于一个结构和处在结构中的人来说是没意义的。且不说当年并没有几个人会认真去准备自己的15分钟演讲，在几个教学能手到来后，更多的同学和家长，表达出的是喜悦之情。
丛林社会必然遵循丛林法则，我们这些被“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长大的一代人，从未怀疑过普世的进步，因为我们也成了丛林法则的操练者，把手中“知识”转化为教化的权力，以“有责任的青年人”自指，却没有能力反思过自己所处的位置。
最后一个故事，从拉萨回来，访谈了一位纪录片作者，年逾不惑，没结婚，没孩子，开着一辆切诺基，彪悍的很。聊到酣处，我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也不想要孩子。他有点激动地说，生孩子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事情，那个孩子不能选择任何东西，就要被你生出来。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被生出来。 -
由豆瓣为什么没有使用偏好设置说开去 - [IT]
2008-12-11
有感于近期豆瓣改版，另有友邻提出是否可以提供使用偏好设置，可以把自己的start page设为友邻。
记得以前麦田曾经说过，豆瓣SNS化是走了弯路绕了远，应该直接切入电子商务，我可能也要谈一下这个。
1，对于一个纯工具性的网络产品，完备的使用偏好设置，可以给用户带来个人定制化的良好体验。比如google的一系列产品，最典型的就是igoogle的思路。还有google reader对start page的设置功能。其理念很明确：“在最短的时间得到你想要的，尽快离去，而不是想办法黏住你”。但是其结果却是高黏性——好用，所以常用。
2，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很少有想着做纯工具的，而是在设计中总想引导用户的使用。因为用户是宝，特别是很难靠广告盈利的2.0应用，盈利的全部算盘就在怎么引导用户上了。说白了，我们舍不得让用户尽快来，尽快走。这个背后的逻辑显然是把用户当资本，而不是像google那样，做免费工具，然后把用户产生的信息和行为当资本。
3，做工具要有强大的技术做后盾，我们没有；要有把互联网当成工具性使用的用户，我们没有（中国互联网主要还是用来娱乐）；要有一个做百年基业的心态，我们没有；
4，豆瓣从起步开始，这些似乎是有了：技术上，以数据挖掘为基础的推荐系统；用户上，是中国互联网绝对的高端用户群；心态上，是业界公认的好。所以，豆瓣觉得自己像google，大家也这么认为，用户也更多的把豆瓣看做一个好用的工具。
5，梦想终究要照进现实，并不是因为梦想不坚定，而是因为现实太强大。技术上，的确是有差距；用户上，虽然人口特征高端，但行为还是那样，真正把豆瓣当工具用的没多少，为那么少的一点人做产品，性价比太差；心态上，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所以，豆瓣在变，但无可非议，当今之中国，谁还能找到坚定的东西？
6，首页频繁改版，正是因为引导用户的需求变得迫切，更多的“感兴趣的东西”，必然把用户更多的导向条目，弱化了SNS事件墙。从强化SNS，到弱化SNS，豆瓣似乎真的转了个圈，想要专注于自己的定位——“发现感兴趣的未知事物”，是不是因为像麦田所说的，看清了将来电子商务的王道？这个只是我的臆想。
7，然而，用户已经塑造了豆瓣，引导性的首页必然只对一部分人有用。豆瓣的用户是分裂的，有的只上小组，有的只看书影音评论，有的只看友邻的推荐……每一个用户心中，都把豆瓣当做不同的东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i-douban ,为什么不让用户直接去看他们想看的东西，然后尽快离开呢？因为，要整合用户，引导用户，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将来的盈利模式。
8，豆瓣是中国互联网现实环境和理想主义杂交出来的混血儿，任何的药方和评判都难免简单粗暴。豆瓣身上基本上具备了web2.0潮流中所有概念的可能性：数据库营销，SNS，电子商务，UGC，口碑传播，活动营销，精准广告，数字音乐，公共空间和媒体产品……这样多的可能性摆在眼前，难免扑朔迷离了。可能性越多，说明产品的定位越不明确。在这个时候，选择变得极端重要，专注一点，才能拨云见日把。
一点拙见，想了就说出来，因为真理不是来源于某一个人和某一条信息，而是在与协作和互动中。 -
也谈豆瓣的不可替代性 - [IT]
2008-11-16
胡说web2.0的豆瓣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什么是豆瓣的不可替代性，他认为：
“经过三年多的自然生长，豆瓣已经度过了网友资源的原始积累阶段，伟大的网友留下了非常多的文字，当然现在还有图 片。很多人甚至认为豆瓣是超级强大的收藏工 具，无论是书影音还是小组活动，都是被收藏的对象，这是豆瓣值得思考 的。我认为豆瓣的价值便在于“资源库”和“工具”两方面。
虽然豆瓣的发展方向并不是“资源库”和“收藏工具”，但建议豆瓣能把这两方面做透了先，我相信这两方面是豆瓣屹立 不倒的两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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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和我近来的思考几乎是重合的，：豆瓣从UGC起家，在物的关系中建立人的SNS网络，在这两点上一定会有一个前后的顺序，UGC在先，SNS在后，这是豆瓣不同于其他SNS网站的最独特之处。
具体说来，豆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关于物的SNS，而不是一个关于身份的SNS。 人和人之间是以占有的items（书，影，音）、观点（评论，小组发言，回帖，blog）和行为（同城，还有暂时搁浅的“我去”）来获得连接的， 而这种连接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完全是用户自组织的产物，这也是小组火爆的原因。豆瓣创建之初，叫做“豆瓣评论”（这个名字如今还挂在豆瓣的blog 上），广告语是“找到谁和你看同一本书”，这两个强调的都是从信息和物的出发去找人。
上面那篇文章中也同时提到了，对于“收藏”这个工具性，并没有得到一个的设计。我认同这一点，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豆瓣的一大特色是小组，而用户对于小组的加入，其实是跟书影音的收藏类似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用户加入一个小组并不代表会参与这个小组的讨论，而是代表了他收藏了这个小组展示的兴趣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用户加入了数不清的小组，而真正参与讨论的小组却很少。那些千奇百怪的小组实际上就像书影音item一样具有一些结构性的可供收藏的属性，而小组内的发言正像书影音下面的评论一样。而且，小组火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火的是头部极少数的一些小组，用麦田的话说是一个“比二八陡峭的多的分布”。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大多数小组“收藏性”的属性，更重要的是，在小组这个功能的设计上，并没有引导用户有效的参与到其加入的小组讨论中去。对于参与了数十个小组的用户，很多小组的更新频率是很低的，应该把这些更新率低，成员少的小组的最新话题有效的展示出来，以提醒用户在第一时间参与反馈的可能。现在得到的只是一个让人没有任何点击欲望的事件墙，而且最新的更新永远是“我爱冷笑话”或“我震惊了”等几个强势小组。
二，一条评论如果在发表时不能到达该条目的首页（首页已经被先发评论占据），将基本失去获得反馈的可能性。这个评论的先发优势使得条目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的中心化，首页上的评论永远是最普世的，而不是最有趣的。这个在算法上一定是可以弥补的，随不能做到完美，但可以通过rank一类的算法进行有效的改善，比如优先显示你好友的评论或跟你兴趣最相似的人的评论 等等。
三，广场的问题，四个广场证明是不成功的，但广场的思路不应该放弃，一个可行的尝试是，是否可由用户来生成广场，就像创建小组一样，在全站用户中，必然存在各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和沉默的大多数，而意见领袖愿意有更多的活动也愿意聚集更多的用户，用户入住相应的广场后可以以相应的兴趣向广场推荐内容，广场作为一个高级应用面向的必然是高级用户，易用性可以滞后考虑。所以四个广场太少，原来九点的六个频道也太少，碎片化是后都市社会的现实文化特征，所以作为模拟的广场应该有更多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尽管，豆瓣未来的方向不是一个工具，但作为工具的基本属性不应该落后。这就像架高自己的天花板一样，虽然主要的目标用户也许触不到天花板，但对于高级用户，不应该让他们感觉到无法伸展，毕竟用户是在越来越成熟的，用户的身高一定是在生长的。豆瓣既然像google，就应该有这个信念。
去往平静之地
25 years old，standing at the edge of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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