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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对于“身体”的争夺战——邵真（Shao Zhen）与Brent Tax对谈网瘾之争 - [评论]
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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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社會與傳播學刊》2009年第3季，原文为英文，访问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被访者是一名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的研究者。翻译and录入，逆转录猴子）
Shao Zhen（以下简称SZ）：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观察，最近学刊讨论的重点一直围绕“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这个概念展开，关于“网瘾”的讨论在媒体上的引爆，如果从媒介事件的角度切入，我注意到它的引爆始于杨永信的网瘾戒除学校和他的电击疗法，对此你怎么看？
Brent Tax（以下简称BT）：媒介事件总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因为公共话语的议程设置实际上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想这个观点的分享是我们对谈的前提。我喜欢考察这种选择背后究竟启动了哪些社会心理，进而是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每天发生着无数神奇的事情，比电击疗法更加离奇的东西比比皆是，那杨和他的电击疗法却脱颖而出，走到前台就显得非常具有症候性。不难看出，这个症候点就是“网络”。
做一个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从事网瘾戒除这项生意的众多行走学校，励志学校其实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民间教育范畴，就是用来收治所谓问题青少年的教育机构。我把他们叫做惩戒性教育机构。网瘾治疗不过是这类机构近几年新兴起的一项快速增长的业务范畴。这类学校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惩戒教育为主，不管是行走，打骂，还是电击，归根结底都是通过对身体的惩戒来完成对所谓问题少年的改造。你在网上随便一搜索就会发现，这类学校中打死学生和学生自杀这类的新闻屡见不鲜，电击疗法在这里面来说，真的是不算什么“事件”了。你发现，在那些打死人和自杀的事件，并没有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跟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议题来自于网络有关，而网络当然最关注跟自己相关的议题。
所以你认为杨永信的成名是因为“戒网隐”这个东西启动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症候，那这个症候是什么呢？
BT：我想引用处在这一论战漩涡中心的当事人的原话，可以最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大陆的一个知名博客和菜头在他的博文中说：“这就为针对网络世界的打压提供了医学上的借口，如同古代烧死麻风病人一样，把网络上的异类从生活中驱逐出去。”
如果你熟悉近二年来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主要公共议题，你就会发现，关于互联网管制的争论在逐步放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永信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适合对其进行“妖魔化”的素材，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需要“妖魔化”，他本身就已经足够妖魔了。因此，一个“以对方的非正义来证明自身的正义”的话语结构就启动了，也就是说，电击戒除网瘾是荒谬的残忍的当然是错误的，那么，对网瘾的界定就是荒谬的，对网络世界的打压和管制就是站不住脚的，剥夺孩子上网的权利也是不应该的，网络的正义性就想当然的得到了维护。但问题在于，这一话语结构中存在一个重大的裂隙，即治疗网瘾之恶是否就能直接推倒出网瘾之不存在，网络之善。实际上，这个真正应该被讨论的问题，被公共话语的参与者绕过去了。
SZ：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被绕过去的话题，我注意到自由派也举出了一些网瘾不是一种瘾的证据，比如一个人同样的上网行为，在西方根本就不会被视为有问题，而中国的父母就会过度紧张。
BT：这里面实际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西方比较的问题，另一个是将网瘾视为一种社会症候来阅读。
先说第一个，用西方的当下的好来比较中国的当下的不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批评时常用的一种方式，对这种思维方式的批评已经有很多，不是我们对谈得重点，暂且不提。我们先假设网瘾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是否存在中国的成瘾问题就比西方国家严重，自由派是不承认的。而事实上，网络作为一项新技术，当他降落在不同的社会结构环境中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而这种效应的原因通常不是技术本身，而要到这个具体的社会中去找寻。对于中国而言，我的朋友白川将中国互联网网瘾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就提到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缺少兄弟姐妹，基础教育以升学为纲，社区娱乐设施又稀缺，而相对来说价格较低，娱乐功能又强大的网络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至于成瘾，我想引用一些被人文知识分子向来忽视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成瘾研究早就发现，对于酒精毒品等的成瘾，跟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有直接的相关关系，精神状态烦闷，焦虑，失望等等负面情绪的人更容易成瘾。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酒鬼实际上都是失意者，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网络成瘾问题，是否也与中国年轻人一代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中独特的精神状态有关，我不敢下断言，至少网瘾背后的这些社会症候的考察，被我们忽视了。
由此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网瘾如果不是一种瘾，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不能像西方的父母那样容忍孩子上网，甚至喜欢在网上看小说都不行。自由派强调这是中国父母畸形的教育心理所致，没有任何国家的父母对于孩子像中国父母这样怀有如此强烈的期待。问题的解决，似乎只在于父母和社会转变错误的教育态度就行，似乎这只是一个观念问题，而并不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而我想要问的是，这种畸形心态传递出的社会现实是什么。这种望子成龙的观念并不是源自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某种“劣根性”。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放牛娃的故事：问他放牛为了啥，放牛娃说为了盖房子，盖了房子为了啥，为了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娃，生了娃继续放牛。这个故事所讲述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反思运动所攻击的标靶之一，被标记为“没有进取心”。而望子成龙，是很晚近的一种社会心理，恰恰是一个启蒙主义带来的现代观念，同这个观念一起进来的，还有市场经济，还有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那么，望子成龙这一观念显影出的就不仅仅是一种自发的现代意识，而更是一种被动卷入市场社会后，对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焦虑感，更是对于快速阶级分化的中国社会中，一种阶级流动可能性的渴望。
那么，当下中国，在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运行的社会中，自由派（通常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要求中国那些已经基本丧失社会流动可能性的中年父母们放弃把自己的孩子操练成成一个“相对有竞争力”的主体，放任自流，任其个性发展，安于其“放牛娃”的位置“继续放牛”，并把这当成了对主体的尊重。那这种逻辑，不仅仅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更是冷酷和残忍的。仅仅把中国的父母当做这种历史之恶的唯一承担者，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建构。畸形教育观念的源头，其实是畸形的社会。
更有意思的，说那些痛恨网络的父母是愚蠢的，难道他们真的如此愚昧么，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符号意义上的电脑和网络，作为信息社会的能指，明确的指向了信息、知识、技术和权力的耦合。想当年中国网络接入服务的先驱者瀛海威时空在其网点打出的广告语是：中国离信息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而言，电脑和英语并驾齐驱，早就成了参与分享现代化成果所必须跨越的技能门槛。媒体建构的现实明确的告诉你，你不学会电脑和英语，就一定会被劳动力市场抛弃，在这样的话语建构下，其实出现的是中国家庭对电脑和网络的热情拥抱。去商场里看看那些众多品牌的学生机、家庭机促销方案和广告语，你就会明白电脑这个奢侈消费品当初是在怎样的心理驱动下进入中国现代核心家庭的。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网吧的最早雏形都是一些挂着电脑培训学校之名的机房，父母们纷纷以不菲的学费把孩子送到这里，尽管他们也并不明白自己的孩子学习的那些dos命令和basic语言具体是干什么的。而一个进入大学的孩子，在向家庭提出需要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使用的理由也是惊人的一致：为了学习，不得不买。在这样的宣称下，作为更加奢侈消费品的笔记本电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中国大学校园迅速普及。这个巨大的市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脑和网络创造的这一“社会意识”就像一个席卷一切的漩涡，中国家庭被毫无保留的裹挟进入这个生产——消费进程中。
有趣之处就在于，对于孩子而言，电脑和网络接入，发生了一个能指的漂移，从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滑向了廉价娱乐、游戏和在线交友的花花世界。想当年中国网络接入服务的先驱者瀛海威时空在其网点打出的广告语是：中国离信息社会还有多远。而现今随便一个大城市的网吧的门面充斥的却是网游和点卡的促销广告。因此当父母发现网络对于子女的意义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时，从毫无保留的热情拥抱到倒行逆施的仇恨的转变就显得非常逻辑了。如果仅仅用一个愚蠢来解释这种心理，我想是极其傲慢和不负责任的。
SZ：我注意到你刚才把网瘾戒除叫做一项“生意”？而销售电脑和网络也是一项生意，提供网络内容服务当然也是生意。我的理解，是不是资本逻辑成为你观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参数？
BT：正是这样。从这就带出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网瘾戒除，跟网络游戏产业一样，不过是信息消费经济这个巨大产业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罢了，网瘾戒除之恶恰恰就是这一条产业链条之恶的显影。
很显然，媒体的报道早就揭示了这个事实，网瘾戒除已经成了一个了上百亿的“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一定是依靠资本逻辑运转的，那些学校挂靠的政府部门和医院科研单位，不过是这个资本逻辑下权力寻租的结果。资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这才是值得我们挖掘的事实。通过上面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和家庭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的看出，网瘾戒除产业其实就是教育市场化产业化这一逻辑下的自然产物，哪里有民间教育可能进入的市场，哪里就有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大小和变化，正是中国社会现实重要的症候点。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近年来出国、高考、考研培训和市场的火爆，相对于职业技术类学校的萎缩你就能看出来社会资本在向哪里转移，社会现实是如何展开。比如火爆的考研市场背后一定是显影了不断膨胀的考研大军和劳动力学历市场的变化。而一个急速膨胀的，以达到百亿规模的网瘾戒除市场的出现，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竟然不承认这背后真的存在一个丧失学习能力的问题青少年群体，这无异于是在嘲笑这百亿的资本走错了地方。自由派，一个最懂得资本逻辑的群体，却得到了如此荒谬的结论，这与其说是失明，不如说是主动闭上了眼睛。
更进一步的说，抛开民间教育这一谱系，来看网瘾戒除产业自身，这一产业的膨胀和网络游戏产业的膨胀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版本罢了，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终于找到了从用户手里挣钱的方式，那就是网络游戏，而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好的土地，就是中国。所以，我想那些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如此庞大的网瘾戒除产业这个问题的人，需要同时再问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有如此庞大且高速增长的网络游戏产业。有趣的是，当这两个问题同时被问出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被回答了。因此，网瘾戒除和网络游戏其实就是寄生和宿主的关系，网瘾戒除这百亿产业的寄生兽背后是千亿产业的网络游戏母体！
说的过分一些，那些经营网络游戏敛财的it精英们，和用电击敛财的杨永信们，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在我看来，网瘾戒除之恶的出现成为了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症候点，显影了在当下中国，福柯意义上的对于“身体”的激烈争夺。一方是处在巨大社会流动焦虑中的家庭，他们想将自己的下一代打造成现代意义上的生产身体，也就是具有某种规制能力的竞争身体，成功的完成社会流动，占据那个“在上班时间用电脑创造财富”的社会阶层的位置。另一方是已经占据了这个位置的资本，资本逻辑希望直接打造出后现代的消费身体，正如周黎明先生所言：
“两千万青年（我估计实际因网瘾而废者应远低于此）遵循达尔文理论，将自己驱逐出无情的竞争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很可能是，头脑清醒者更容易找工作了。这个成千上百万的群体若最终变成整天打网游、看肥皂剧的宅男宅女啃老族，无情地说，于社会无害有益——他们出让了更多的机会；他们占有更少的社会资源，不妨碍社会治安；他们变成孤独的消费者，为社会贡献了一份清净。如果给他们一个宗教或哲理的名头，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羡煞旁人。唯一不安的是他们的父母。”
杨永信用作为现代社会装置的精神病电击治疗作用于网瘾者的身体，正说明了这场对于身体的争夺已经达到了何等直接和惨烈的地步。身体作为权力之间交战的场域，成为了一切“政治——生命体验”沉积的场所。
SZ：这种对于身体的争夺，就是你所说的再公共话语空间被绕过的议题么？
BT：这是这样。还是那句话，网瘾戒除之恶恰恰是市场之恶，也是政府的不作为之恶，更是政府与市场的合谋之恶。是中国基础教育产业化之恶，也是社会结构趋于固化之恶。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派的寸土必争导致失语，使得我们缺少作为替代性讨论的公共话语。因此围绕网瘾治疗引发的讨论，不再仅仅是媒介事件，而是成了信息政治，是舆论战争。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种“你错因此我对”的冷战逻辑思维定势，就不能尝试进入一些更重要社会议题的分享，那最终受其害的必然是那千千万万的家庭。
左派的“蛮横”使得他们已然失去了进入公共话语的能力，而掌握了公共话语的自由派及其所代表的阶层，如果不能对其他阶层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而只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胜利者自居，那这个国家未来的立足之处在哪呢？我呼唤一些可以加深不同人群之间相互理解的观察和话语，我们需要的不是“裸奔五年”这样耸动的标题和拐弯抹角的隐喻，而是真正切入中国社会现实的勇气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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